洪洞“莲花城”溯源
◎ 李宏飞
洪洞城，又称“莲花城”，所谓“水包座子莲花城”，然而“莲花城”之称，昉于何时，从现有史料看，官方正式命名，最早见于民国六年《洪洞县志》卷十八《杂志记》的一句话：“县治绕郭皆植莲，故俗名‘莲花城’”。翻检此前洪洞地方志及相关的府志、通志，其中关于“城池”的记载，均未见城壕‘植莲’之说。
由此可见，洪洞被称作“莲花城”，是长期发展形成的，笔者不揣浅陋，试为溯源考证。
明代建城，铺就“莲花城”地理格局
相传洪洞旧无城，明正统十四年始奉文创建土城，后经多次重修补葺，隆庆元年在土城基础上砖砌城墙，城池形制初成，又陆续增建敌台敌楼、重城重门。至雍正前期，洪洞城已形成规模完备的形制，“周围一千丈，大墙并垛墙高三丈六尺，垛口一千二百八十有五，下阔二丈八尺，上阔一丈八尺。”
城外更有深二丈、阔三丈的壕堑一道，拦马小墙相辅，彼时城旧号“出水龟”，东门涧水为首，西门为尾，南北四门为足。壕堑环伺的水系格局已然成型。
这一阶段各类志书中，并无城外壕堑种莲的明确记载，却为“莲花城”的雏形留下不尽的想象空间，水绕城郭的“实景”，成为“莲花城”得名的地理根基，也让“水包座子”的雏形初见端倪。
文人笔墨，赋予“莲花城”诗意内核
清代以来，陆续有文人以笔墨书写洪洞，描绘出城壕种植莲花的景致，让洪洞“莲花城”从仅具地理雏形的想象，变成了笔墨间诗意浓厚的具体画面。
雍正八年（1730）《洪洞县志》卷之九艺文有韩云龙诗作《庚戌夏城壕开并头瑞莲为邑候余公贺》，诗中记录了“庚戌夏（1730）”，洪洞城壕并头莲开的祥瑞之景，将莲荷景致与地方吉兆相连。这是志书中首次提到洪洞县城壕种植莲花。
嘉庆十年（1805），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之一祁韵士，被贬赴戍伊犁，途经洪洞，记洪洞县风光，其中也提到了洪洞的莲花：“闻绕郭皆种荷花，自多佳趣，有聚瑞桥，惜余方春过此，未睹其胜。”成为洪洞城郭植莲最早的笔记佐证之一，虽其春日过此未睹胜景，却让莲花与洪洞城郭的关联再次见诸文字。
道光年间，祁韵士的两个儿子祁寯藻、祁宿藻兄弟的诗作，更是为“莲花城”的溯源提供了权威背书，成为民国六年《洪洞县志》“俗名‘莲花城’”的重要依据
道咸诗坛领袖祁寯藻，为送六弟祁宿藻赴洪洞玉峰书院任教所作的《送六弟之馆洪洞四首·其二》中，“莲花好城郭，槐树旧村墟”一句，将莲花城与大槐树两大洪洞标志性意象并置，成为“莲花城”别称的文学定调。
时任洪洞玉峰书院讲席的祁宿藻，作《洪洞感旧》，抒寻根之感，“一经莲桥花满城，问津疑是桃源渡”，生动勾勒洪洞“水包莲花”的实景，极具感染力。
到了光绪初年，“莲花城”的意境再次出现在文人笔墨中。诗人谢章铤《赌棋山庄所著书二十五种》有《记客路荷花》：“……予奔驰万里，尝盛夏过洪洞。绕壕莲香，清气逼人，为之停轮着者踰晷。”
其诗《洪洞》有“细雨微风润尘土，荷花城郭水田多”的描述，并自注曰：“洪洞绕壕皆种莲花，流水㶁㶁出田间，皆北来所少见者。”
另有《喜唔王霞举赋答》诗，描绘了“洪洞门前水，六月开荷花。花深隐城郭，水净无泥沙”的美景。水、莲、城相融的画面，不断丰富着莲花城的景致内涵。
民国定论：固化“莲花城”文化别称
民国六年《洪洞县志》，使“莲花城”的别称完成从文学意象到史料定论的跨越，正式固化为洪洞的专属文化别称。
民国县志卷八《城池》中，对洪洞城的莲荷景致首次作了写实记载：“城外为池，旧深一丈，宽三丈，流水环抱，栽种芙蕖。每当盛夏，翠盖红衣，望如云锦兼以锦鳞游泳，蜻蜓水鸟点缀其间，往来行人诧为美观。”，细致描绘出水绕城郭、芙蕖满池的实景，为莲花城提供了官方史料佐证。
卷十八《杂志记》则更进一步，不仅记录了道光十九年城壕莲开并蒂的祥瑞：“道光十九年六月，城壕莲开并蒂，花中出蒂，又开一花，占者为联捷之兆，果验。”更直接点明“县治绕郭皆植莲，故俗名‘莲花城’，当夏月盛开，芳馨袭人，过客齐称佳境。”，同时记载科试年池莲并蒂为士子获捷之兆的民俗：“每值科试年，池莲尝开并蒂花，占者以为邑士子获捷之兆，屡验不爽。”将莲荷景致与地方民俗相融。
这一记载正式确认了“莲花城”俗名的由来，让这一别称有了明确的史料定论。至于此前各类地方志为何对“莲花城”只字不提，笔者不敢妄断，姑且存疑。
历史变迁，洪洞城垣早已不复存在，城壕的痕迹已埋藏在城市街道之下，“流水环抱，栽种芙蕖”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原来南门外的涧河，西门外的汾河，也早已融入到不断扩建的城市腹地，正以湿地化、生态化、公园化的形态，成为城市的生态形象与民众的生活舞台。
如今，两个湿地公园的中心地带，继续点面结合、河中植莲，每年夏天，依旧展现着“翠盖红衣，望如云锦兼以锦鳞游泳，蜻蜓水鸟点缀其间”的美景，“莲花城”这一城市文化符号依然鲜活。在水与莲的交融中，延续着洪洞独有的城市文脉，成为刻在这片土地上的永恒印记，这份跨越数百年的莲韵风华，依旧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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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莲花城”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