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54期六版

苏堡中学校史概述

文/杨生楫

这一年教职工队伍发生大的变化：汪富仓、柴振华、苗百奎、潘玉润、张致雄等调出，赵全仁、乔渔山、李精一病休。新调来杨金莲（红旗班主任）、高宝琳（总务主任）杨永清、任德祥、许生奇、侯登云、柴天祥、郭云山、齐学诗、杨德宝、王振基、肖璟郗、李飞（事务员）等。

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因灾减产，又加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迫我国政府还债等原因，全国人民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师生的粮食供应降低了标准。1960年为了度过难关学校发动学生到生产队地里采集玉米皮、脱粒后的玉米穗，组织后勤人员制作淀粉，用“低标准，瓜菜代”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1960年，中等学校招生执行“依据在校生的毕业考试成绩由本校保送”升学的政策，三班同学顺利升学。

暑假，王振基、齐学诗、郭云山等调出，刘培秀老师调回“五中”任教直至退休，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当年招生100名，编为九、十两个班，他们是：刘月喜、刘金耀、南北锁、李剑亭、赵玉禄、付拾命、孟庆北、韩洪敏、董英武、吕玉莲、吉生梅、段金凤、尉端霞、卫秀珍、张志英、董国胜、靳冬梅、靳巧梅、刘玲梅、石逊、阴洪才、张凤英、师春节、郭惠达、郭友兰、董国平、韩仰忠、张瑞玲、张福娃、李平、师全、师贵、赵水荣、郭翠英、师纪兰、赵月爱、张家红、杨如翠、杨士娥、李印生、李金安、乔水仙、董方仁、孟凡民、樊绪养、赵东生、孔牛娃、苏合义、贺玉贵、曹宝临、田戌生、曹并生、高鸟儿、朱光耀、逯玉祥、董保玉、任云杰、董海龙、卫三虎、张怀根、李云梅、刘建华、付茂奎、董克剑、芦春梅（名单不全）。

这时，成了七个班，教室不够使用，师资力量也趋紧张。于是学校领导采取措施，通过升级考试，按成绩将六班一分为二，并入五、六班。从此正式成为二轨制初中，一直沿革多年。

1960年秋季开学后，王怀瑞主任狠抓教学管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通过参加全区教师讲习会集体备课，研究教案，运用学到的新教法开展教学活动，教学效果明显，学生成绩提高很快。为了做好毕业班的升学应考工作，教导处及时成立文印组（办公室设在学校二门西侧第三间），派杨生楫到洪一中向文印员张步俊学习刻印排版技术。回校后带领南生金、董吉龙、梁新民、尚洪雷等每天利用活动时间和晚上加班加点负责刻印各科复习提纲，供师生使用。同时与“七中”（万安中学）开展校际作文交流、联合会考等形式，千方百计为提高学生成绩服务。

1961年春天，共青团洪洞县委副书记刘寿芳到“五中”作报告，对全体师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特别讲到他在古罗公社下乡时发现下峪村有记载清朝康熙五十九年晋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的碑文，记述了当时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结合当下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击自然灾害的英勇壮举，鼓励青年学生培养勇敢坚强的意志，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刘书记还把他发表在《洪洞小报》的一首诗念给大家听，同学们很受鼓舞，纷纷表决心，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当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附：古今诗二首

最近到古罗公社下峪村工作，发现有描写封建社会遭受旱灾的一首诗，读了以后有好多感想，也和了一首诗。现在把这两首诗一并抄下来，供同志们参考。
刘寿芳

（一）
走肖宗秦六十三，年迈冒作实不堪，
因为得下耳病疾，养病闲坐在寺院。
忽然一时思想起，黎民受过这艰难，
提笔一一书传下，还怕自己记不全。
时唯康熙五十九， 饥荒从此才起首，
岁次原系庚子年， 后人听我说根由。
庚子年间遭饥荒， 秋季田苗尽坑旱，
每亩打了一二升， 忍饥受饿到过年。
辛丑年间说饥荒， 黎民百姓实可伤，
麦籽不收一两颗， 黎民男妇都逃荒。
逼的魔走乱混混，十处庄儿九无烟，
变卖田产无人要，卖了骡马卖牛羊。
骡马杀了千千万，牛羊杀了万万千。
夫妻眼前活分离， 儿女押草卖街坊。
老的饿死无其数，少年逃走奔他乡，
一石黄米八两五， 赛过崇祯十四年。
高粱糜黍七两五， 麦子涨成八两三，
种子荞麦九两正， 各种豆子七两三。
百姓饿死官不管， 地主老财撑肚肠，
逼粮催租皮鞭打， 气势汹汹胜虎狼。
官家米粮顶破仓，黎民饿死露荒原，
百姓无力抗苍天， 奈何官家凶气焰。
六月十四才下雨， 黍谷荞麦都种上，
蔓荆剜的无其数， 家家纳菜好几缸。
冬季挨饿到过年， 来年春天更难当，
我把此事留下来，后人牢牢记心上。

注：1.走肖合在一起是个繁体赵字。这首诗的作者名叫赵宗秦。他为了每句凑     够七个字，把个赵字拆开了。2.那年正是康熙五十九年。3.八两五和下面的七两五等都是指银子。4.百姓更惹不起官家。5.蔓荆指野菜。
（未完待续）

董寿平的人脉圈(六)

 文/临汾作协副主席　董爱民

（接上期）

后来，陈凤标因性耿直，不随时俗，一年后辞去。此后，经常往返于临汾、洪洞之间，曾在洪洞晋宏当铺入股经商，其间曾支持股东关富之子关修贵与浮山县女青年陈节贵冲破种种磨难，争取婚姻自由，此举被尹壁村秀才尉俊编写成十二回《玉戒指》一剧上演，后又被说书艺人五子诵成口书《关公子投亲》，广为传唱。1916年，与杨徐荣（土门人）同受山西大学校长王录勋之聘，任教学秘书一年有余。1918年，出任山西怀仁县县长，居官清廉，颇得好誉。1921年卸职后，先去北京，又返故里，其间自己出资在临汾刻制木板，印刷《朱子治家格言》楷书贴一册，寓有对青少年临摹习字和处世教人的双重意义，风行一时，影响极大。洪洞大槐树修葺，曾为撰写书丹《洪洞大槐树记》碑文。1928年5月，北伐战争胜利后，陈凤标任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简任秘书。1937年，返乡隐居卧虎山下林泉，潜心书画、中医，在城市开设“和顺昌”药店。1933年，临汾重修大中楼，陈凤标撰写《重修大中楼记》碑文和“紫气腾临”匾额，字高八尺，气势磅礴，世人誉之为杰作，至今悬挂于临汾大中楼。今散见于临汾一带的对联、条幅、碑记等，多为这一时期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太原沦陷，陈凤标举家迁至豫西，不久再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居于外甥董寿平寓所。

日伪政权统治期间，当权者多次让其任职，但陈凤标誓不俯仰日寇，多次以正楷和行书默写文天祥的《正气歌》，以表达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

董寿平最初练字时，是舅父给他写的仿引子，也叫描红纸，是官阁体。
陈凤标不仅以其书法兼有王（王羲之）、赵（赵孟頫 ）之风而称于世，而且兴趣广泛，热爱生活，既擅长丝竹说唱，又喜好设计创作。据他儿子陈绶回忆，“每届初春，辄动手自制纸鸷，与家人同乐，虽休闲游戏之作，足体现公之多才多艺也”。

来到都江堰，陈凤标经常陪同外甥董寿平在宝瓶口喝茶吟诗，意气风发时便手持一对大铜锤虎虎生风地舞将起来。

舅舅舞锤，外甥看到的是行笔的使转顿挫。

舅舅吟诗，董寿平感受到的是线条艺术的意味……

如今，当我们凝视董寿平的《梅石水仙》（1941年作），看到曲折顿挫，有收有放的梅花树杆，我们难道感受不出拳师那种举手投足之间呈现出的律动么？端详《墨梅扇面》（1943年、1946年作），重叠交叉的树杆与繁密厚实的花蕾，我们感受到的不正是通背高手，在手腿如风地演练一套“一百单八式”么？再观赏一下《风柳图》（1946年作）和《山水》（1947年作），那几棵焦墨和淡墨交叉使用勾勒出的柳树，多像大幅张扬的“地毯拳”的蓄势擒拿？那南山脚下的两棵苍松，多像太极老者，气收丹田，闭目伫立！
不过，更重要的还有，舅舅的民族气节为他树立了标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董寿平要出一本画集，为了充实画集的内容，董寿平请同乡徒弟周师平回乡搜集他早期的作品。周师平带着董寿平的嘱托，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他深深感受到了大槐树下的子民们淳朴憨厚的优良品格。 当时，十年动乱刚过，受打击迫害的余悸尚存，一少部分人不敢承认，怕与黑画家、地富反坏右扯上关系，拒绝承认有赠画这回事，或者说早丢了，送人了等等。但更多的还是慷慨大方地承认了此事。当时周师平带着董老提供的线索一一登门拜访，有的受画者本人已不在世，但他们的子孙还在。周师平说明来意，他们就把家里存放的画作全都抱出来让他挑，根本不谈价格。有的人家老房子有顶篷，主家钻到顶篷上把成抱的画轴扔下来让他看。他看了，没有董老的，乡民们也说，没有董老的，其他人的画你也可以拿上，放到我们家里年年过年大扫除时搬来搬去，怕被损坏了！除了董老的作品，其他人的作品他当然不能拿。那些作品大多是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以当地的名流作品为主，有省府里柯煌的作品；有民国名人张瑞玑的作品；有马牧许家许俊的作品等。大槐树下有一个泥瓦匠，也就是咱们现在所称的“包工头”，他也曾托人向董老求过一幅字。当周师平问到董老是不是还记得这回事时，董老说：“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他是托别人让我写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