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寿平的人脉圈(十四)
⊿ 文/临汾作协副主席 董爱民
（接上期）
这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月。董家也被战争揉搓得千孔百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董家在天津的庄客，本来在做棉花生意，规规矩矩做就对了；而掌柜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看见卢布价钱低了，就自作主张买卢布，结果卢布越跌越不值钱；再一个是马克跌价；再后来是铜元涨价，这三次庄客赔了十几万银元。董维藩只好变卖东西还债。董寿平到京后，父亲每年派人来京变卖字画填买卖上的窟窿，把唐怀素书法墨迹等都卖了。1924年，家里派人送来黄山谷写的一个手卷，硬要让董寿平卖掉。这字原是明朝严嵩的收藏，黄庭坚的《楞严经》、《清宫颈》等三篇文章都裱在一起了——董寿平知道，黄庭坚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书法也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
董寿平看到，正文是草书、落款是行书，字如小拳，是北宋元丰年间的遗物；由明初文豪徐霖写的卷首，有明弘治年间的题跋多处，并把“弘”字都挖了，说明乾隆年间重裱过（“弘”是乾隆的名字“弘历”的讳字)。卷首用了缂丝进行装裱。
这幅手卷家藏多年，董寿平真有些舍不得，可是父命不可违；不卖，家里的债务又过不去。后来仅以8000块银元，卖给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董寿平心肌上又添了一道伤痕。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军阀混战中，清宫内府的珍玩字画，流传宫外，得以与世人见面，董寿平抓住这个机会，遍览墨宝。
清官内府的字画，到乾隆年代收藏最为宏富。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虽有部分流损，但大部分直至清末还在内府。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合到一块，再加辽宁博物馆的馆藏，就等于当年的乾隆内府收藏的90%,战乱流失有10%。
董寿平当时虽然还未打算把书画作为职业，却已以此为最大的业余(更准确地说是课余)爱好。他所抱的态度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就差不了，所以，只要是古代的，挂出来的他就看。1925年初故宫开放时，董寿平还在东方大学就读。那时他有自己的黄包车，以每月十几元的工钱雇着车夫。他每星期坐黄包车，去故宫看三个下午，每次交一元门票。此外就是去琉璃厂。故宫钟萃宫的展品，是半年换一回，每回数百张。董揆没从头到尾摹过一张画，也没从头到尾临过一种帖。他是一家一家地看：看各个时期的作者是怎么钩画的，笔法是什么；看其特色，看其一枝一叶、一招一式。晚上回来以后，就学着白天所见的练一点；把这个人的笔法全学会了，再学第二个人、第三人、第四人的。他在《谈艺录》中说：“用笔、用墨、用水、用色是学画的最基本功夫，我个人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从学习历代绘画入手的。我从二十四岁以后定居北京，那时候北京有两处学习古画的陈列处，一是故宫博物院，那里经常陈列着五代、宋、元、明的名画；另一个是文华殿，那里经常陈列着历代至清代的字画。我每周必要去看三四次，回来之后再参看历代画史、画论等著录书籍。我对于这些古书画，是先古代后近代看其演变的过程，然后再按系统、派别一家一家地学习、研究,分析各家的异同和各派各家的特殊表现方法及其特殊风格……我开始数年，都是临摹古人的画法。学习临摹的方法，不必要完成整幅，而是把一种事物多种表现的方法都临摹一下，为自己创作打基础，多准备一些表现方法。” 五六年的时间，董寿平就这样“泡”故宫，把当今台湾故官博物院五千件上佳藏品，差不多都看了一遍，全印在自己脑子里。
故宫开放后，博物院曾挑选其中一部分藏品，以时下印刷技术中最先进的珂罗版，用宣纸印成精美的《故宫书画集》，共出版40册。董寿平一回买两本，全部买齐后，又把最好的选出来加以托裱，装订成一寸厚的精选本；这精选本历经战乱，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经常研读；他说，中国古典绘画的最主要的作品大都在里边了。董寿平又将画册的其余部分，按时代装订起来，在去陕西、四川之前，放到运城盐池。此外，当时刊登故宫藏历代艺术珍品的《故宫周刊》，董寿平也基本买齐了。
至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董寿平已饱览了半个乾隆内府的字画。
古代巨匠的神性已根植到了董寿平的心底；在古代线条艺术与董寿平之间，已生长出一条输送营养的脐带。
汨汨流淌，源源不断。
然而，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就在董寿平畅游古代艺术海洋时，帝国主义的铁蹄却踏进了中华大地。在此期间全国各地讨奉取得进展。1926年3月12日，日军军舰两艘开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向段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借口维护《辛丑条约》，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撤除防务。
张瑞玑的形象浮现在了董寿平的脑海。
于是，在国难当头，董寿平便以年轻人的血性加入到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主权、声援政府外交的集会游行队伍。董寿平被推举为东方大学的学生会负责人。
1926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
（未完待续）
洪洞“老曹”的自传
文/曹文荣
我生在洪洞苏堡，长在洪洞苏堡。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刚好5岁。儿时的我听大人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健康长大了。15岁那年，我上了苏堡初中一年级，当时正逢1958年“大跃进”全民炼钢时代，响应党中央号召，我校6个班300余名师生奔赴吕梁山，在洪洞县左木乡霍家庄村安营扎寨，投入到全民炼钢的洪流中去，为国家快出钢、多出钢添砖加瓦，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1960年又遇上自然灾害，老天爷连续三年不下雨，田园荒芜，庄稼歉收，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和同伴们到地里挖野菜度饥荒。危难之时，党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带领群众战天斗地、修渠打井、挑水抗旱，另外多方调拨救济粮，抗击灾害共渡难关。彼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至今犹在耳畔回响，培养了我乐观、坚毅及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和人生态度。
1964年高考落榜，我放弃了返校就读的念头，毅然回到家乡。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参加了生产队“里填外垫”整修梯田的劳动。每天不是肩挑筐子担土，就是手持铁锹铲土，三伏天也不停，手上磨出了老茧，腰酸腿疼也不在话下，昔日的“白面书生”，炼就了一身铮铮铁骨。多年的劳动中，我学会了使用牲口耕地，学会了摇耧播种，学会了踩扇车扬麦等技术农活，从一个门外汉成为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也真正尝到了劳动收获之后的快乐。
1970年我在苏堡八年制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村委会、学校领导为我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我感到特别欣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教育战线迎来美好的春天。在教学中，我坚持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辅导，耐心细致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县、镇的表彰，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1980年我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1984年7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的决心。
1986年暑期，县教育局任命我为南王中学副校长，1988年调任我为苏堡中学校长。返回家乡、返回母校担任中学校长，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深知，要立德树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校长是关键；一所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就是校长的工作作风。为此，我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坚持言传身教，坚持听课、评课、评教评学；对学生坚持启发诱导，培养兴趣爱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0余年的中学教学，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师生勤奋努力下，我的教育教学成绩显著，先后被评为模范领导干部、 先进工作者。
2000年，我退居二线，2004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2008年10月，苏堡镇党委、政府任命我为苏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在开展关工委工作的过程中，我充分发挥全镇57名“五老”同志的独特优势，找准抓手，主动作为，围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方向和目标，在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年”和“抓两学、创五好”的关工委活动中，全镇19个村级关工委有11个村被授予“五好关工委”，另8个村被授予“五好先进村”。我由此先后荣获临汾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及洪洞县创建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70年，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国家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革。70年的追梦奔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伟大祖国各条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追梦人，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挥余热，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新思想、新作为，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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