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包干
文/李保玉
我是一名乡镇退休干部。先前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历任生产队长，村委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 后被招聘为乡镇干部。有意义的是我先后两次参加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俗称“大包干”。亲历了农村实行土地大包干的全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第一次参加大包干工作是在上世纪的一九八零年。这一年我在村里担任村委会主任。当时在我村下乡的公社干部叫张德旭，任公社贫协主任。这是一个心细，谨慎，爱学习的人。他每天都要阅读《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刊物文章。当时报刊上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也陆续登载小岗村等地实行“大包干”的经验介绍。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声音。张主任对我们几个主要干部说：“落实“大包干”是大势所趋，早干早见效。”那段日子里他不断给我们讲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讲“大包干”的好处。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他经历过包产到户的时日，也感受到了吃“大锅饭”的苦恼。对实行“大包干”持积极态度。在张主任的引导下， 我们支村委一班人萌发了实行“大包干”的热情，鼓起了实行“大包干”的勇气。公社党委正式批准我村在全公社率先搞试点。八零年的夏末秋初，一场历史性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村悄然开展起来了。每天晚上支村委一班人汇聚在办公室，在灯下学习文件，讨论方案，学习起来静得鸦雀无声，讨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接着，相继多次召开村民大会，进行思想动员，讨论落实方案，选举村民代表。一步一步进入了丈量土地，抓阄分地的实施阶段。
当然，在落实“大包干”中，也遇到了各种阻力。如有两位生产队长因不同意“大包干”而辞去了队长职务。还有人担心：“浇地时半路上没水了咋办？”还有人提出：“分了地，家里有人病了没人干活咋办？”面对种种说法，我们就耐心解释，说出政策。解除了群众的担心和疑虑，促进了“大包干”顺利进行。通过全村干部群众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秋收种麦前，完成了“大包干”的落实。家家有了地，骡、牛、驴也归了户，为村民种麦打下了良好基础。“大包干”刚落实，优势就显现了出来。大家在收秋种麦当中，爆发了空前的积极性，人人起早贪黑，运送肥料，抢收庄稼，个个精耕细作，科学种植，认真管理。在寒露的最佳时节就完成了收秋种麦任务，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第二年小麦取得了大丰收。从此村民扔掉了窝窝头，全年吃上了白面馍。
为反映这一大变化，我还写了篇《过去忙，现在忙，前后忙得不一样》的文章。刊登在《山西日报》1981年11月17日的第二版上。第二次参加大包干工作是在十九年后的1999年。这一年镇上根据县委，县政府安排，开始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土地延包工作。我作为一名分管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副镇长，具体负责延包工作的落实。我们当时抓此项工作的总体部署是：紧扣政策，把握原则，全面安排，逐村推进，严格按照“三清、两定、一宣传”标准要求，积极稳妥地完成土地延包工作任务。那时我和镇经管站工作人员一个村一个村的进入。同村干部和群众共同商讨方案，解决难题。记得从当年3月份开始，到九月底才基本结束。这次延包工作我们始终按照党的土地延包政策落实，没出现任何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土地延包工作的落实，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群众发展经济，创收致富的积极性。
今天，距我第一次参加大包干工作已有39年，距第二次参加大包干工作也有20年。近40年来，甘亭镇和我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甘亭镇正在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成为临汾市开发建设的重点乡镇之一；我村也在创建美丽乡村中取得了突出成就，村民过上了城市般的生活。我想甘亭镇和我村的变化，就是祖国变化的一个缩影。我从内心感到：祖国真好，党真伟大。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拥抱新时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吧！
洪洞的“全国拥军模范”——郭秀兰
1965年，解放军进住甘亭公社杨曲村。村里热心肠的郭秀兰主动把两间住房腾出给解放军住，一间住战士，一间住探亲家属。她们全家6口人挤在一个坑头上睡了五个春秋，直至1970年部队搬进营房。在此五年间，郭秀兰对解放军的生活颇为用心。她给解放军官兵缝补衣服，拆洗被褥，给随军家属的孩子做棉袄。她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回家就帮着解放军战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真心为战士排解生活上的难题，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好训练。战士们亲昵地称呼她“郭大娘”“郭大妈”。
她几十年如一日拥军不辍，用一颗爱心积蓄了浓浓的拥军情。她先后被授于“全国拥军模范”、“全国拥军先进个人”称号，多次参加中央双拥模范代表大会，受到国家主席、总参谋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在建国70周年、建军92周年之际晒一晒那段历史，也是对全国拥军模范郭秀兰大妈的纪念吧!
(图文/高玉柱)
一张迟到40载的结婚照
文/李明安
2009年农历七月中旬，我用我和老伴两张结婚前的黑白照片，在照相馆请照相师使用电脑合成了一张六十年代的结婚照，并在背面附写“一九六九年农历七月十八结婚留念”，时隔十年，今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我俩补拍了一张金婚彩色照，看着这不同年代的照片，不由我思绪万缕，浮想联翩。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伴在洪洞中学读书，虽在同校，却不相识，毕业后，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影响，我俩第一次会面，只简单说了些无关主题的话语。因我忙于找工作，第二次会面直接到公社领取结婚证。当时，因思想守旧，并未留下新婚合影。第三次会面就是在结婚典礼上，双方交换礼物，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这也算是电影“李双双”式的先结婚后恋爱吧！
婚后，我俩善待双方父母，生活简朴。当时，我在农村高中师范教书，每大周回家一次，只是忙于耕种农村分给的几分自留地，妻子原为农村民办教师，后因婆母患病，孩子幼小，无奈辞去了民办教师职务，成了名符其实的家庭主妇。生活在农村，家无劳力，作为经济户，只有向生产队交钱顶取工分，领取口粮维持生计。直到1994年我调入洪洞一中工作，才与老伴生活在一起，就这样一对没有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夫妻，一起走来，竟相依相伴，白头偕老相守五十年。
数十年，我除本职工作，还热衷于音乐创作，先后发表获奖歌曲300多首，出版三本音乐专著，举办了一次歌曲作品音乐会。退休后，积极参与社会音乐公益活动，这与老伴多年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正如歌曲中写的“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故在今年我俩金婚到来之际，我感悟到：人生要有四个“养”，年轻时，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养”儿女，夫妻间，丈夫对妻子要家庭“供养”，妻子对丈夫要生活“调养”。这里我要对老伴说一声：“感谢您，好老伴。”最后赋诗一首：
明月安情衷，希逢萍阳升。
但愿人更好，相伴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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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90期在线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