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的兴衰与变迁
文/高光明
近几年来，囯家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三农的政策，加速了卫星城镇及农村改造的步伐，广阔的新型农村面貌展显于世人，真具有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势头。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节奏及方式，好像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老式农村的文化现象随时在湮灭。我们的新生代好像从小感受到的就是现代的一切，更可怕的是，原有村落文化一下子将被铲除，先人们的生存文化随之消失。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重大囯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那么，在创建新时代文化的过程中人们如何传承和重建呢，我从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村落文化独特存在形式
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
珍贵罕见的乾隆甲辰本《红楼梦》如何从山西“进京”
文/沈治钧
（接上期）
50年代初，张瑞玑之子张小衡将藏书全部赠予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宸亲赴赵城，将书运回太原，交山西省图书博物馆保存。该馆在张小衡的协助下整理出《谁园藏书目录》。(《三晋历史人物》)
张祖武与王作霦(1915—1992)是姑表兄弟，年齿似相仿。张文还提到，解放前他在家里见过于右任、邓宝珊、陶峙岳、景梅九、胡宗南，解放后见过彭德怀、习 仲 勋、马文瑞、汪锋、孙蔚如，则张祖武至1952年已成人，事皆目击，非由耳食。关于见过许多名人，张祖武没吹牛。1949年12月18日西安成立杨虎城治丧委员会，邓宝珊、张小衡、习 仲 勋依次列名其间。值得注意的是，两兄弟及《三晋历史人物》都讲，张小衡曾协助晋图博整理这批书，并编《谁园书目》。然则，张不仅是甲辰本第二任原藏主，不仅是甲辰本捐献人，有可能也是甲辰本发现者。既然去过太原，应会晤过王世英、崔斗宸、池庄。
张小衡捐书的契机为他父亲八十周年冥诞。已知张瑞玑生辰是1872年1月21日(同治辛未腊月十九日)，则张小衡萌发此意当在1952年(农历辛卯)初，旋即采取行动，仲夏完成捐献。但《山西通志》及《中国私家藏书史》里另存一说，即张捐书于1957年。其来有自，并非空穴来风。请看1956年7月11日新华社的一篇通稿：
据新华社11日讯，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最近分别召集西安市一百多位科学工作者、高等学校教授和社会人士座谈“百家争鸣”问题。……经过对“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许多人受到了鼓舞和启发。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张小衡在座谈会上说，他家里有几十万卷藏书，过去只供他一个人闭门研究，现在他决心把这些书籍拿出来，供给大家作学术上研究参考。
张小衡1952年仲夏已把藏书捐献出来，怎么四年之后还讲“家里有几十万卷藏书”要“拿出来”？报道似有舛讹，“几十万卷”离谱。史载，张瑞玑藏书十万卷，一称十五万卷，谁园曾筑“五万卷书楼”，从无“几十万卷”之说。若非记者听错写错，就是张小衡没话找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有一种可能，即张捐献分两次实施，1952年一次，1956年或翌年是第二次。1957年2月此翁辞世，撇下一桩蹊跷事。假设前引张祖武“解放后”捐书云云确指1952年，则跟这篇新华社通稿明显矛盾，捐献后分明只剩少许字画、扇面了。纵张小衡自己另有藏书，也不至“几十万卷”之巨。勿论如何，张小衡有书可捐是肯定的，并且已捐。这种化私为公的高尚义举，足可与达理扎雅、金允诚夫妇媲美。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逝，社会对赵城张氏一家(特别是张小衡)已近乎淡忘。就在两年前，新华社另一篇通稿说：“1952年，距广胜寺不远的好义村村民张筱衡把家存的67箱古书全部捐给国家，其中有152卷《赵城金藏》。”须知仅《赵城金藏》一项已堪比《永乐大典》，已属无价瑰宝。此非“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胡适语)，一介“村民”哪来的如许宝藏？据前引张祖武文，丫鬟张香菱才是“好义村村民”。陈铭枢尊称“张筱衡馆员”，中科院尊称“张筱衡先生”，新华社通稿却由“文史馆馆员张筱衡”变为“好义村村民张筱衡”，世之炎凉浇漓，一至于斯耶？又《张瑞玑诗文集》梓行艰难，1988年9月先以家属自费油印本面世，十年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张小衡遗著何时结集流布，只有天晓得。鉴于贡献特殊，冀望有关方面认真斟酌。当然，张小衡本不求名，更不求利，这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过去说1953年甲辰本发现于山西，今知欠精准，应予修正。张小衡协助山西省图书博物馆整理这批书的时候，亦即1952年12月及稍早(详后)，必已发现甲辰本，有《谁园书目》为证。若讲古籍鉴定专家(如郑振铎)掌眼之后才算正式发现，那便只好定为1953年(假设该年初甲辰本进京)。若坚持传统表述，说它是在山西发现的，便只能判为1952年，否则“一九五三年在山西发现”（冯其庸语)及“1953年发现于山西”（林冠夫语)就是病句，现知乖违基本事实，对山西同道也欠公平。郑振铎或其他省外专家并未前去山西发现它，倒是晋图博馆员在张小衡协助下发现它以后由王世英“带往北京”的。幸而差别细微，暂且不必抠字眼纠缠。建议表述为，山西赵城张家于1952年仲夏无偿捐献。七载后的1959年仲夏，俞平伯谈梦稿本时说：“一 九五二年在山西发现的乾隆甲辰抄本就合于这个作桥梁的条件。”蓦然回首，始悟俞这句话最为谨严。其所以如此， 谅非无因。
（未完待续）
《同根》90期在线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