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尽人皆知的大槐树——真实的故乡 想象的家园（下）​

一株尽人皆知的大槐树——真实的故乡 想象的家园（下）

在洪洞作为“真实的故乡”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地方的人、在何时、为何要说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对此问题的探究，赵世瑜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在南宋时期，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金被元所灭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迁回东北黑山白水之间，大多数人留在了华北，定居下来，在元朝时期，蒙古人又进入中原，北方经历一次比较长时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到明朝时开始重塑汉族正统，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但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甚至是一个祖先来历的象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在这里，洪洞被赋予汉族正统性的标签，也成为一个特定族群形成中的共同符号。金元时期华北复杂的族群关系在这个传说中得以体现，也成为这个事件背后暗含的历史真意，并在几百年后的晚清民国之际被重新唤起，承载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三、梦里故乡：洪洞大槐树的象征意义

循着这些颇有见地的视角，我们或许能够从洪洞大槐树现象中解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这句广泛流行的民谚的意思是说，北方汉人的祖根系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方客家人的祖根系于福建宁化石壁村。洪洞大槐树之所以成为北方汉人心中想象的家园，不仅与华北当时的社会情境有关，也与洪洞本地的地方传统和民国年间洪洞士绅的“再创造”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发明”虽是近年来的一个时髦语，只不过在历史上却是周而复始地发生着。

民国三年，曾任山东县令的洪洞人景大启联合当地士绅贺柏寿等倡修大槐树迁民遗址和编撰《古大槐树志》。他们“创建碑亭，建立巨坊，新构茶室”，初步形成了迁民遗址的雏形。与此同时，他们还纂修了《洪洞古大槐树志》，排印百余本行世。1931年，柴汝珍又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辑，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遗址的修建不仅将民间传播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变成了有迹可寻的遗迹，而志书的记载又成为日后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依据。

一种传统的发明或再发明，都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所致，也是当时怀有不同目的的各类人群博弈的结果。民国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与当时的“民族——国家”思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贺柏寿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写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楬诸者，顾不重哉。”1931年时任知县的柳蓉在为增修的志书撰写序言时也说：“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扬国争光，晋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声而记遗爱。”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反满思潮和“民族——国家”思潮是洪洞大槐树旧话重提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此，民族凝聚力也成为洪洞大槐树移民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其实，放在洪洞地方历史的脉络中看，民国年间大槐树移民的“再发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里一直有做“地方史”的传统，这些又都与洪洞所处的山西南部这一特定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山西南部以及从广义上说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中华民族发源的“直根”之称。这里的历史从先秦以降是连续不断的，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远古圣王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该区域从上古至近代的历史与这些古老象征资源的再创造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洪洞士绅一直在力图接续这一传统，从明初朱元璋礼法之治背景下对皋陶、师旷的塑造，到晚明华夷之辩及道统论思潮下对皋陶的再塑造，最后到晚清民国“民族——国家”建构下对大槐树的利用，洪洞形象一步步地凸显出来。由于地方始终在国家主流话语下对“文化传统”进行灵活地阐释和塑造，因此洪洞形象逐渐超越地域本身；也正是因了士绅在地方上不断制造国家认可的主流话语，洪洞的影响才在传播中逐渐递增，最终成为数千万人认定的“故乡”这样一个特定的象征。

因此，与其说洪洞大槐树是一个具体的祖先发源地，毋宁说它更是一个抽象的“故乡”的象征性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象征地之一。它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晚清以降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大槐树移民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合群卫国的历史作用。　　

作者：乔新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根祖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