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73期第一版

——2013年11月25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

张瑞玑先生年谱序

作者/刘毓庆

（接上期）
　　正是因为张瑞玑先生的这种勇气和才气，这位乡贤在赵城一带几乎是家喻户晓，并产生了许多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故事。如民间传言：张瑞玑先生骂了袁世凯后，袁世凯就想看看张瑞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如此胆大。下令调张瑞玑先生进京“见驾”。张瑞玑先生家人感到事情不妙，阻止不让五爷去（张瑞玑先生排行老五，故人多称五爷）。但五爷一定要去，镇定自若。出行时他乘坐的是马车，穿蓝布衣。到了北京，过金水桥时，围观的人如山如海。袁世凯本想杀他，可因为五爷名气太大了，怕引起公愤，故不敢动手。为了安民心，还给他封了官。又传言：张瑞玑先生对卢永祥口诛笔伐之余，为了替赵城人出气，在南门外铸卢永祥跪状铁像，供人乘马上轿时踩踏。卢永祥知道后，给张瑞玑先生道歉，答应把抢掠的张家财产归还。张瑞玑先生说：只还我一人的不行，要还就把赵城人的全还了。卢永祥自然还不起。因此铁人在南门外跪了若干年。一次一个赶车人不小心，把铁像撞倒了，这时张瑞玑先生也解气了，这才收了场。这些传说虽不一定真实，但反映了张瑞玑先生的为人，以及当地百姓对他的崇拜。
我听到的传闻是碎片化的，而洪平的研究则是系统的。最近几年他撰写张瑞玑先生年谱，工作之余，跑遍了各大图书馆，搜集了很多张瑞玑先生鲜为人知的资料。如在调查张瑞玑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红楼梦》甲辰本就是由张瑞玑先生收藏才得以传世的。这一发现的发表，曾引起了“红学”界不小的震动。洪平每有新发现，首先要告诉我，我们一起兴奋，共享快乐。当一本几十万字的年谱完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胜利带来的欢悦，真难用语言表达。
　　完成此类年谱，需要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勤奋吃苦的精神，二是检索文献的功力。没有吃苦精神，想坐在书斋里靠手头的几本藏书，解决当年曾是新闻人物而今已做故的兼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的名人年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曾经的新闻人物，必然隐身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报纸和历史档案中，这就非跑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不可。没有文献检索功力，即使资料存在，也不知从何下手。而这两个条件，洪平都具备。在图书馆里翻阅民国时的报纸，在档案馆里查找当年的档案，在与谱主有亲友关系的朋友那里，寻找有关的文字信息与传闻信息。只要有一丝线索，就决不放弃。这种治学精神，即使大学教授，有几人能够做到？当下的大学教授，没有功利考虑的少之又少。如果花费三年时间，完成一本在高校不计算工分的年谱，大多数学者是绝对不干的。而洪平，他没有功利目的，他只是想做自己感兴趣、觉得有意义的事。
　　这本年谱，无虚言，无空言，全部用史料说话。所引及的的图书达一百多种，引及的报刊杂志也有十几种，而涉及到的民国人物足有上百。而且作者以学者的作风，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条资料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于事，则考其是否属实，用按语的方式提出己见；于人，则考其身份行事，以按语的方式简要述之。这样，这本年谱不仅使一位几乎尘封的历史风云人物，鲜活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大量无人问津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年谱起到了民国断代史的作用。他通过张瑞玑先生的行事，带出了晚清与民国政权交替时期的混乱时局，以及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从张瑞玑先生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到辞山西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而不为，转而辞官隐退谁园，以及以“谁园”名其第，都反映了民国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给谱主造成的心灵伤害，以致其对未来的忧虑。如果不是洪平的搜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张瑞玑先生在民国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竟使得时人以“良吏第一”、“民党才子”、“北方学者之宗”称之；竟使得《晋阳日报》以“天塌地陷”比喻他的去世；竟使得当时的社会名流，如黎元洪、宋子文、阎锡山等，用挽联、挽诗、唁电、祭文等多种形式哀悼他。相信这本年谱的出版，不仅使人们对张瑞玑先生其人重新认识，而且其丰富的一手资料，也会帮助揭开民国时的一些历史谜团。同时张瑞玑先生勇敢正直、不畏强权的性格，也会给更多正直之士以激励，给奴颜媚骨者以羞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