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期第七版

董寿平的人脉圈(二十七)

⊿   文/临汾作协副主席　董爱民

董寿平族人历来崇拜倾慕耶律楚材。董家的这幅藏品是清代罗聘的摹画，后面题跋很多，连翁方纲都在画上有题跋。董家培养的一个画家叫刘瑄，又将此像临了一个挂轴，一个横卷，画得很好；竖幅画得特别像，所有手卷题跋都是董寿平伯祖董麟临的，全录到上头，成为一个挂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外国人到颐和园打听，耶律楚材墓在哪儿？颐和园的管理人员不知道。其实耶律楚材的墓和祠都在颐和园知春亭。颐和园在里边卖茶，当仓库。一次偶然的机会颐和园的人向董寿平谈起这事。董说就在知春亭附近。而后，就这个问题董寿平还在政协提了恢复耶律楚材墓的提案。之后，他又到处奔波催着办。不久，颐和园恢复了耶律楚材祠和墓，把塑像也塑起来了。还出版了耶律楚材墓表之类的碑帖。

这是后话。

眼下，董寿平还在逃难途中。

接触过董寿平的人，无不为他的“博古通今”所折服。

而且，时间一久，人们就发现，董寿平脑袋中装的都是“干货”，说白了，就是有“用”的知识或经验。董寿平说：“我这人读书，每读一句就要对照一下我自己。”他认为读书目的有两个：第一，指导自己做人。他记了许多历史掌故，对自己的立身处世影响尤其大；第二，为写字画画增加学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吾知勉之。”

说到读书的作用，有几次，董寿平都对周师平讲起一段往事。那是“逃难”中的一个片段。

离开运城时，董寿平无法带上那些大型的好字画，只能带些精选的小件。他将大部分明清字画去掉轴头，每5张一卷装进用马口铁做的铁筒子，装了十几筒；铁筒外面缠上麻，再浸上漆，以防盐碱腐蚀。他以为这样砌到墙里头，总不会有事。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字画在运城大战时还是毁了一部分。战后，他从四川回来从墙里扒出三筒来，想不到藏画的地方碱性太大，字画受了潮，全粘在一起揭不开了。所幸，字画里边有几件传世的藏品还没有损坏。其中一幅是周夔(字伯来)画的龙。

墨毁得更可惜。董家的明朝御制墨很多，有几箱，二百多种，也带不了，搁到运城盐池，让人们给他埋到地下。十二年后他从四川回来以后，问起此事，当事者说：我们刨出来了，看见锈到一块了，成了一大块黑石头，就扔掉了。董寿平苦笑着不住地摇头。这些材料都是上等好材料，他们哪里懂得！

图章也丢失不少。   

这是1938年的春天。

南边的中条山还覆盖着黛色沉睡，董寿平一行五人急匆匆地离开了到处可以闻到咸味的运城。身体颀长的董寿平，身后紧跟着他的妻子刘延年，表弟夫妇，和一个叫杨秉忠的家人。

运城，这座“中华民族的滥觞之地”，这座环抱“千古中条一池雪”，与美国犹他州澳格丁盐湖、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的“宝地”，在战火的炙烤中，瑟索在中条山下，没有一点力气来庇护她的子民。

董寿平体味出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

饱尝到了丧家的苦涩。

他们到了茅津渡。

这个因茅族居住而得名的黄河渡口，这时正被重兵把守着。董寿平想从这里过黄河到潼关，入陕西。可是蒋介石的口号说：在山西抗战！逃亡老百姓的行李装上了船，被军人踢了下来。还有人被士兵的枪托戳下了河。

无奈只得另外找渡口。他们好不容易在晚上雇到了一辆轿车。一个轿车坐五个人已超重，行李就不能带了。于是又叫人把行李从茅津渡送回运城。

轿车颠簸在中条山的崎岖小路上，两边黑黢黢的灌木随风摇曳，仿佛埋伏着凶恶的劫道者，飞禽走兽不时的凄厉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半夜时分，他们终于走到一个叫平陆太阳渡的地方。这里没有看见军队。他们就住在一个盐店里。因为他是盐商的后代，一提起来，店里没有不欢迎的。第二天天亮以后，他们从太阳渡口坐船过了黄河，到了陕州，（即现在河南的陕县）。还好，陇海路还通呢，于是他们五人就坐火车往西奔去。      

他们到达西安时，大雪下得正紧。足有半尺厚的白雪，将古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风雪故人来”，一句古诗在董寿平的脑海里闪出。遗憾的是他并不是西安任何人的“故人”，他举目无亲！董寿平拄着一条内装刀刺的铁制的文明棍，刘延年提着一个装有最要紧东西的大包，身披一层雪白，踉踉跄跄地踯躅。没有目标，也没有目的。实在精疲力尽了，走不动了，他们就在西安钟楼下地下铺上毯子，龟缩了一夜。

第二天，雪仍然没有停。

董寿平猛然想：何不到山西的盐商、钱庄那里碰碰运气？他到了一个盐店，对店主人说： “我是王崇的东家。”运城盐商都是以人名命名字号，董家的字号很出名。店主一听说是王崇的财东来了，就热情欢迎。让他们五人在盐店的一个炕上住了一宿。挤是挤了点，总比风天雪地好多了呀！

次日，经盐店掌柜介绍，董寿平把表弟夫妇安排到了东关永宁庄。他们住到了南街宏仁绸缎庄。

有了较固定的地方后，杨秉忠就返回陕州，派人回运城取临走带的那六件行李。等雇的六个人一人背一件行李，越过中条山、太阳渡口，到达陕州时，已过了四五天。杨秉忠一个人带着六件行李搭火车闷子车厢往西安走。那时，大雪还在下着。到了西安车站，因照顾6件行李费了神，没注意人们都下车了，他还留在车里。火车回了车库，站上的人一查车，才把他赶下车，把行李踢下去。茫茫雪地，他哪能辨清东南西北？八个包都老大老重。他只好两手提两件东西往前走七八步，放下，然后又从后头提上两个，再往前走。好不容易才越过了停车场一列一列的火车。正不知该怎么走，对面来了一对青年夫妇。他问人家进城怎么走，那两个人就告他如何如何走。然而，就在他又提两个包裹往那个方向挪的当儿，那夫妇俩就一人抢了一个包跑了——最令董寿平终生痛惜的是祖父最后一本日记，和一部分字画。《岘嶕山房日记》是他祖父二十多年间的日记，前四本装在一个蓝布函套里，寄存到运城一户农民家，未丢。第五本还没写完，没套子，先散着，原打算等集成四本做套子。这本没寄存，现在被抢走了。董寿平九十三岁那年，编辑《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在序言中提到这一情形时，说：“窃以未能完整保存先人手泽而时感伤疚于心中。抗战起，因辗转山、陕入蜀，岘樵公所遗同人手札、韩友信函原件，皆毁于战火，深为惋惜！今所影印之日记六种，乃余时先事转移运城盐店乔华堂处得以幸存者，而自携《岘樵山房日记》一册，则避兵西安时，被窃于车站。同时被窃者，尚有明初刊《文潞公集》、清初王船山《尚书衍义》手稿，及其他珍贵书画。当时，余共携书物六包，损失三之一，殊为惋惜！此册日记内容，由今思之，记忆较深者，则为最末一页，系光绪年七月十二日夜，当时先祖为余伯父维干公讲《世说新语》。余观是日字迹，觉有松散之感，盖精神已见衰萎，不幸，即于是日弃养！由此足见先祖对孙后辈教育之殷切。”

在雪地里折腾了一天，杨秉忠才雇上洋车把行李拉到住处。

四十多岁的汉子，见到董寿平就像个女人似地大哭起来。他太委屈了：几天来，顶风冒雪，没有吃没有喝，又被抢了东西，咋向主人交代呀！   

董寿平一边安慰着杨秉忠，一边为生计犯起了愁。本来，他家的盐池一年卖十多万元的盐，一名赚300元，共能赚一万多元。盐池是每到秋天十月就将货卖出去。在他临走的时候，盐已经卖给西安了。盐池给他开了一片单子，西安的盐店合计起来应该付给他家15000元。他当时还觉着到西安后没有问题。没想到跟这几家一说，谁家也不给。理由是盐没运到西安，还在山西，山西叫日本军占了，怎么能给钱呢？

董寿平带的那几百块钱，没几天就光了。

妻子和几位亲戚愁容满面。

董寿平笑了。

这位受过高等教育、昔日的富贵公子笑了。

那是笑中的一种：苦笑。

因为，羸弱的董寿平懂得，他是这五个身处绝境人的主心骨。再大的苦难他都得一个人扛着！

他想起一个“破甑不顾”的典故。故事的主人翁叫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桓、灵时为太学生领袖。一次他上街，见客居太原的盂敏扛着一套蒸饭用的陶甑走路，不慎将甑坠地打破以后，盂敏连看一眼都不看，继续走他的路。郭泰追上去问他这是何意，孟敏回答：“甑已破矣，视之何益。”郭泰很佩服这个人的见识，劝他到各地游学。10年后，盂敏成了名重一时的高士。

眼下，董家的坛坛罐罐被打破了，留恋惋惜何济于事？

伫立在满天大雪纷飞的古城西安，董寿平告诫自己：

泰然处之，继续寻求生路。

身处这样的困境，董寿平竟然还参加了一次“活动”。

那是由《国风报日报》社长景定成等发起的“三晋三烈士追悼大会”。悼念的是：退休在籍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山西省村政处处长、山西省营业公司董事会代主席陈敬堂；山西著名书法家、太谷赵昌燮；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等三位山西籍不愿做亡国奴的“义士”。

董寿平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追悼会。表达了对“义士”的尊敬和对日寇的愤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