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寿平的人脉圈(三十四）
文/临汾作协副主席 董爱民
（接85期）
罗文谟(1902—1951)，字静庵，号双清馆主，四川省荣县五宝镇涂家嘴人。擅长国画，兼善书法，尤精于工笔花卉，其中《梅竹》风格清俊遒劲。在成都有画室，名“双清馆”。曾经在成渝两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将展览卖画所得部分收入用于捐献公益事业或救济困难的亲友。1943年，冯玉祥将军在四川发起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罗文谟在少城公园举行的一次献金大会上，把自己书画展览的收入法币lO万元全部捐出。1949年，回家乡荣县，汇集所画梅花草图，辑成《百梅集》。罗文谟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党政职务，但思想倾向进步，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掩护过进步人士，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就是这几位元老级的人物，积极运筹，于1940年夏，在重庆为董寿平举办了个人画展。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了词。
于佑任作序，并填词一阙：
中吕 醉高歌
寒梅雪里香浓，仙境人间自永。
犹余故国青山梦，画得神州一统。
这份“雪中送炭”之情自然令董寿平没齿不忘。
董寿平吶言。
因为他肚里有许多话不便倾吐。比如，他亲眼目睹了旧政府的腐败，同时也为其中的一批诸如于佑任等仁人志士所折服。但这能说么？
然而，不说不等于就“忘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有了完成夙愿的契机。1989年夏，陈立夫寄信和书法作品给董寿平：
寿平先生：
侯长人回台，携来尊赐大作，如获至宝，毋任感谢!关于展览一事，已介绍侯长人往见中国文艺协会主持人许纪滢兄。彼或可指示可行之办法。因两岸文化交流，尚未至畅通之期也。拙作一纸，附奉指正。专肃。并颂
道祺!
陈立夫 时年九十(钤朱文印：陈立夫)七八，四，廿八
1995年8月12日至20日，大陆名家画展，在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第四展览馆举行。董寿平书画四十幅在此展出并捐赠于此馆。
董寿平老年最爱题写的诗句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有“冰心”的人，自然能体察出“冰心”的纯洁晶莹。
也许是青城山的木鱼阵阵，也许是马一浮等鸿儒们的书声朗朗，也许是巴蜀“佳山水”的濡染浸润，洒脱旷达之气，“鬼差神使”似地萦绕在了董寿平的笔端。
这个时段，他创作的作品有《芦浦远山》《青城胜览图卷》《嘉陵春晓》等。这些作品，把嘉陵的烟岚云雾、远山近水尽收笔底，更重要的是他借庄子、屈原的“渔夫”意象，将“禅意道风”渗进了笔墨之中，使人看了顿觉“超然物外”，因硝烟惊怵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
然而，现实与艺术形成了极大地反差。
转眼到了1945年。
这年的10月，《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感谢四川人民》，其中一段文字感人至深：“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2万5000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300万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从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据可查资料，四川八年共征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之首，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的五分之一还要强！这个征兵数字还没包括西康征的30938人，特种部队及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川康原为一省，如肩上此两项数，四川抗战时期实征壮丁数近300万人（次人数还不包括出川各集团军官兵自行回乡募补之人数），这个数目再加上出川抗战的川军七个集团军共四十多万人，川军实际人数为350万人。也就是说：十五六个四川人就有一人上前线！
董寿平耳闻目睹了这一切。
中国人终于熬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董寿平与当年避乱蜀中的杜甫一样，涕泪满襟，设想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重返中原，重返故乡山西。
1946年春，董寿平请照相馆的师傅在灌县北街的寓所与母亲、妻儿拍摄了全家福照片。在全家福照片背面，董寿平用毛笔小行楷写道：“民国卅五年正月初七日合照全家福于四川灌县北街寓所，时大夫人七十岁，寿平四十三岁，延年卅三岁，绍曾十三岁。避乱蜀中于今八载，返乡有期，故摄此影，以为居蜀纪念也。”
照片中，老母坐在一把铺了毯子的靠椅上，儿子侍立一旁，董寿平与妻子站在后面。一眼就可以看出，夫妇俩脸颊瘦消，虽然疲惫，却也透着刚毅和期望。
然而，不久国共内战爆发，返乡的美好愿望又淹骞了。
接下来的日子，董寿平又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董寿平在家画上七八十幅画，裱好，装一木箱，就到各处开画展卖画。这当儿，他除在重庆、成都等大都市之外，还先后到广汉、绵阳、自贡、万县、江油、涪陵、阆中、崇庆举办近二十次个人画展。他手无缚鸡之力，背不动画箱，家里人送上车后，每到一个地方再请接店的脚夫帮着背。有些城市在山上，坡度很陡，他常常得拄棍踽踽独行。
脚下爬的是巉岩，肩上掮的是一家人的“生活”。
文弱书生成了一介挑夫。
老年，董寿平还多次对四川来访的后生说起去崇州的情景。
（未完待续）
《红楼梦》里的晋南语言
文/王西兰
说《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恐怕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了。从文本意义上说，《红楼梦》已完全具备近代小说的要素和条件。它虽然也分章回，但绝不是那种话本故事。它虽然也有着真实事件为依据，但已经进行了艺术虚构，人物和故事完全不是具体事件的演义。由于它的人物原型、版本、作者和三分之一篇幅的散佚，二百多年来关于它的讨论已经形成一门“红学”，“红学”研究也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门显学。它肯定是隐喻着重大的具体的历史故事和人物遭际的，但“红学”里那种烦琐的考证和揭秘，实在是太复杂，太神秘，有的也太牵强了。作为一般的读者，我还是也只是把它当作小说看。不管它“真事隐去”，不管它“假语村言”，《红楼梦》字面上的内容，就够我们看的了。
像读其它长篇小说一样，我们自然要体味《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作为一个晋南读者，我们惊讶地发现，《红楼梦》里，晋南语言特色是十分明显的，是非常突出的。
《红楼梦》不是“山药蛋派”，也不是“荷花淀派”，它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言，是文学语言。但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语言特点的，他在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所形成的地域语言特色，是不会因为作品的书面语言而完全改变的。我们不懂“红学”的人也知道，不管曹雪芹的祖籍是哪里，但他生在南京，长大后生活在北京，直到逝世。《红楼梦》的故事，虽然他自己声明“无朝代地域可考”，实际上是发生在北京的。那么一般地说，作为他倾其一生精力和心血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红楼梦》应该是具有浓厚南京或者北京的地域语言特色的。
但是我们发现，除个别用语外，《红楼梦》很少有南京语言；同时，除了一些用语多次使用（比如“嬷嬷”等），它也不完全是北京语言。而大量使用的，是晋南语言。若从使用的词汇上比较，晋南语言还要多于北京语言。不从研究的角度，也不用计算机检索，我们还是以一个普通的读者阅读一部普通的小说的方式，随意地翻阅闲看，就会看到许多。
我们先看器物事由方面
当学生写毛笔字，现在用的是墨盒，用时倒些墨汁，很方便。过去没有墨汁，用一锭墨来研；用砚，是用陶土烧制的那种，不是现在石雕澄泥的。砚一般称作“砚台”，北京就叫砚台。许多地方都叫做砚台，用电脑的，五笔双拼都会轻易地调出这个词。晋南却不然，过去称作“砚瓦”，特别是乡下的学生。我问了不少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他们的电脑都调不出“砚瓦”这个词。在《红楼梦》里，我们却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113页，写宝玉在家塾读书，有一天学童们大闹学堂，“……听得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并不知系何人打来……”（陈注：第9回）我这个当年使用过砚瓦的晋南人，就特别亲切。有意思的是，后边在写到用砚时，就写作“砚台”了（陈注：以下几处，程乙本作“砚台”，程甲本作“砚砖”）。但那时用砚的人，都是贵族老爷或少爷公子了。作家偶然使用旧时语还是有意这样，不好妄猜。
我们坐的凳子，就是一个窄面四条腿的那种，北京就叫凳子。晋南叫法不一样，那种长的，可以坐两个人的，就叫凳子；只坐一个人的，就叫做“杌子”了。而《红楼梦》217页，宝玉偷着去袭人家里看袭人，“袭人……将自己的坐褥拿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陈注：19回，庚辰本作“炕上”）这里宝玉坐的就是杌子了。982页，是过中秋节时候，宁府贾珍过荣府来看望老祖宗。子一辈的坐着，孙一辈的都在地下侍立。贾珍虽然是孙辈，但他的身份高，年龄也大，不能坐老祖宗身边的椅子，也不能叫站着。“贾珍来了，都一一见过，说了两句话，方在挨门小杌子上告了坐，侧着身子坐下。”（陈注：19回“小杌子”，庚辰本同程本。）对日常生活中的大家礼数的艺术描写我们不说了，只说这杌子在贵族家里也是有的，不光是袭人家里有，不只是穷人家用的。书里还有几次写到杌子，都还是在贾府里，只不过都是让丫鬟和下人坐的，没见到有身份的坐杌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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