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期第七版

（接86期）

　　他说崇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滋养了陆游、杜甫、王勃等文人墨客绝佳的诗篇；这里浓缩了雪山、湿地、草甸等多种地貌，孕育出森林、温泉、大熊猫、古镇等多样风情。 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说着，还会提到住店的事。那是个冬天，他到崇州办展览。住下旅馆，中午时分，他觉着浑身痒，便就着阳光，脱下棉裤里套着的旧绒裤想“消灭几个入侵者”，只见绒缝满是虱子和虮子，白花花的一片，根本捉不尽，只好用手往地下架着的木炭火盆里拨拉，火盆里好长一阵毕毕剥剥的乱响，如同放鞭炮一样。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还有，旅馆里的臭虫。晚上臭虫的队伍便向他发起进攻。这些专靠吸人血养胖自己的虫子，个个贼机灵，灯一着，它们早不见了踪影。他挺扭身子用力往褥子上来回搓压，于是一阵乱响，褥子上就留下了斑斑血迹……“饿其肌肤还得加上一条，‘痒其皮肉’。”董寿平补充一句就哈哈地大笑起来。

　　困顿丝毫没有改变董寿平的品格。

　　随着国内战火的蔓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纸币日益贬值。而且画售出后，钞票往往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回，到时已贬许多。当时用大米和阴丹士林布做比价。大多数知名画家的作品，比如徐悲鸿等就改标大米的数量。董寿平则明知吃亏也仍标着纸币价格。画展完毕一收到钱马上从银行汇回灌县。家里人收到后赶快买粮，或者折价兑换银元。

　　处此窘境，董寿平当然希望有人援助。但他绝“不食嗟来之食”。他有他的原则和底线。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重用山西人，山西教育界的人不少都被网罗到银行业。董寿平先后在1940年和1946年两次在重庆举办画展。开完第一次展览会，他准备经成都回灌县，约摸有两天半的路程。当时，物价已经在上涨，公务员已经很穷了。可是银行界的人待遇高，很牛逼。董寿平就鄙视他们。心想，大家都在抗战，过苦日子，你们银行界靠行业的优势，生活好一点，就狂妄傲气，实在龌龊。有个山西临汾的老头在中央银行，对他说，过两天银行有车经成都到陕西安康，你就坐银行车走吧。董寿平回答说，我不坐银行的车。他心里嘀咕：你银行的人不是阔么，我宁花钱坐公共汽车也不占便宜与你们同车而行。第二日，好心的临汾老头又叫董寿平跟自己同坐一辆车去成都。董寿平还是谢绝了，自己买票坐公路局的公共汽车，颠簸了5天。

　　据董寿平的本家孙子董逸泉说，那次，银行的车过桥时翻进了河里，除司机和临汾老头外全部遇难。

　　尽管求生如此艰难，董寿平仍多次捐款慰问前方抗战将士和灾民。有一次，刚办完画展，就冒雨把五百元白大洋送到收集捐款处。

　　这是一个人的良知所在！

　　从1949年12月初开始，国民党部队从川北、川南、川东、川西等方向朝成都集结，试图与解放军展开最后一搏。

　　解放大军则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行动，势如破竹一路解放了广元、平武、南充、绵阳等城市，进行成都战役。

　　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分署副长官邓锡侯、 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通电起义，功不可没。

　　12月10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在随行保护下，逃离成都，在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往台湾。

　　解放军的二野、一野迅速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成都。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共19个军、52个师，完全陷入解放军大包围圈。

　　12月19日，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

　　12月23日，胡宗南由成都起飞逃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

　　12月24日，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陆军中将）率所部2.2万余人在郫县安德铺起义。

　　12月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投降。

　　同日，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附近胜利会师，宣告成都解放。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

　　是个格局调整的岁月。

　　也是个充满机遇、挑战和抉择的时期。

　　像那时不少知识分子、艺术家一样，董寿平内心即喜悦又犹豫徘徊。

　　他心里面那群蛾吵成了一片。

　　南虹艺专聘请董寿平担任教授。董接受了聘书但没有去上课。他在苦苦思索何去何从。我们现在很难揣度六十多年前的那些不眠之夜，董寿平是从儒家经典寻到了行动目标，还是从神秘的易经八卦中受到了“暗喻”，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林林总总的启示，促使他做了最后的选择。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北京许多大专院校校长去了台湾的背景下，他给留下来任中央美院院长的老友徐悲鸿写了信。徐悲鸿复信：

　　寿平先生惠鉴承手教询及艺术改造之事，弟不敏，自己亦在转变之中，简单言之，即今后一切均当服从政治，政治则由忘我思想之无产阶级领导，故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其实中国自有文人画以来，绘画即丧失其独立性，昔日为文学诗词服务，今乃转向为人民服务。旧形式尚有可用处，尽量利用；如不可用者，则扬弃毋惜，以求革新。鄙见如是，未如有当否？新年画各地区出者有百余种，美协已寄一份与重庆，令往成都等地展览，先生当能见及。敬祝春祺！

弟 悲鸿  顿首

二月九日

　　徐悲鸿的书信，提到不少董寿平陌生，甚至疑惑的概念，但董寿平对同样避难蜀中的徐悲鸿创作《风雨鸡鸣》（1937年）、《漓江春雨》（1937年）、《巴人汲水》（1937年）、《群马》（1940年）、《愚公移山》（1940年）、《泰戈尔像》（1940年）、《奔马》（1941年）《灵鹫》（1941年）、《群狮》（1943年）、《山鬼》（1943年）等著名作品由衷的钦佩。董寿平以为徐悲鸿的作品，无论是油画、国画还是素描，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油画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使印象主义的光与色的表现与古典主义严格而完美的造型相结合。在早期中国油画家中，杰出者首推徐悲鸿。在素描方面，徐悲鸿成绩卓著。他的素描既是绘画训练的习作，为他的国画和油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又是具有欣赏和研究价值的艺术品。徐悲鸿在国画方面的造诣也很深厚。他是国画创新的艺术实践者，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第一个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到国画创作中，创制了富有时代感的新国画。以人们熟知的画家的马画为例，从这类作品中既能欣赏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造型和笔墨之美，又能观察到物象局部的体面造型和光影明暗。徐悲鸿凭藉着他的天才智慧、坚毅的精神和毕生的努力，成为了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少有的能够全面掌握东西方绘画技法的艺术大师。他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使这位江南布衣傲世的艺术成就因其崇高的人格力量而愈加璀灿。他视艺术为生命，始终如一，他数次去南洋，把全部卖画所得捐给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同胞。对于有才之士（包括董寿平）极力提携，推崇备至，而对毫无创造的因循守旧，以及抄袭剽劫、欺世盗名之徒则深恶痛绝，毫不客气……董寿平与徐悲鸿频道相同。

　　读罢书信，董寿平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呼唤和感召，他决定“北上”。

　　“北上”哪里？

　　他的确不很确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