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忆师恩
文/晋雅
我是1961年暑期考人山西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的。
读大学的4年时间里，中苏关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建国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行各业一切照搬照抄苏联的一套；60年代初又发生了中苏政治论战的大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时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读大学尤其是读俄语专业的感到茫然，一时处于犹豫徘徊的艰难选择中。但对一个有志报效祖国的青年，应该和必须正确面对，果断选择!在那个人生和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选对了，也坚持走了下来!
60多年过去了，俄语专业俄四甲班的20名同学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领取毕业文凭，走上为人服务的工作岗位。是我们有幸遇到了3位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恩师——张安琪、许修和张文郁。
读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由张安琪先生讲授。张先生，青岛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给留苏预备生授课。1957年受到不公平待遇。30岁左右的年轻人，额头隆起一块小疙瘩，被一缕烫过的卷发遮掩，说话面带笑容显得朴实漂亮。从入学第一课测试新生的发音，就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张先生一口流利的地道的、纯正的发音，加之一手漂亮的板书，使学生肃然起敬、受益匪浅。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辅导或学生提问，他总是那么耐心地、那么带有启发诱导地带领学生逐个过语音关（自己先示范，再让学生跟自己一道听录音、跟自己读单词）。当个别学生对颤音有畏惧情绪时，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做各种示范，不失时机地教，从不放弃一切可利用的时机和场合——直到学生的发音与吐字让他满意为止。张先生对俄语33个字母中的元音、辅音以及辅音中的清、浊辅音的发音和变化十分清晰。听过他的观摩课的先生一直反映，张先生读课文时流利准确的发音，那简直是一种享受。俄四甲班20名学生的成绩在大一、大二名列同年级前茅，是张先生认真授课的结果。
大三、大四的专业课由许修、张文郁先生主讲。两位先生知识渊博、严谨执教，宽于待人的胸怀，给学生的求知和做人树立了典范。两位先生在授课方面，总是为学生着想，总是为学生创造宽松的语言环境，让学生能学到真才实学。“不要着急!”“随时随地用俄语讲话!”“请你再讲一遍!”“在这里，就像在你家里一样!” ....他们经常用俄语提示要求学生。遇到不会的单词和词汇，他们会马上告诉你，并说出该词的用法。多好的先生、多好的品德，以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给学生。可贵的是他们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利用节日同学生编排文艺节目，特别是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契诃夫的《套中人》……这一切不仅使学生复习和巩固了书本知识，同时又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提高了独立工作和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驾驭语言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两位先生对表达力较慢的学生关爱有加，他们对此所付出的努力至今被传为佳话。
整一甲子过去了，我们不会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会忘记党和人民的功德，不会忘记给我们授课的各科先生。在母校百年校庆的大喜之日，我还是要千百遍地重复说一句:是张安琪许修张文郁三位先生以他们自己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巩固和坚定了我们学好自己所选专业的信心，并以此为职业，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文明进步奋斗终生！
喜看北伏牛新景象
（三句半）
喜看明姜北伏牛，
广大群众都喜欢，
山西伏犧文化园，
开场了。
邀请各级好领导，
还有多家歌舞团。
男女老少乡亲们，
都来看。
伏犧文化大弘扬，
犧皇遗址谱新章。
旅游事业大发展，
代代传。
新年新春新景象，
伏牛面貌大改变。
各项工作走在前，
受表扬。
支委村委好领班，
带领人民奔小康。
不忘初心和使命，
加油干。
抓好党建守底线，
规章制度都健全。
为民务实又清廉，
好榜样。
村容村貌大改观，
环境优美人心欢。
领导宾客来参观，
都点赞。
村里水库大修建，
投资超过一百万。
及时灌溉保丰收，
大增产。
开发沟地二百亩，
水产养殖大发展。
养鱼养鳖成基地，
真可观。
家家通了自来水，
清洁卫生不污染。
做饭炒菜洗衣裳，
真方便。
文化广场大扩建，
男女老少保健康。
唱歌跳舞搞活动，
都喜欢。
伏牛人民决心大，
古老传统大弘扬。
再见伏犧文化园，
勇向前。
八大景区已规划，
步调紧跟党中央。
新的时代新理念，
追梦圆。
伏犧小镇康养区，
特色文化成乐园。
伏牛明天更美好，
赛蜜甜。
忆敬爱的启蒙老师宋文钧
宋博霖
宋文钧先生，山西洪洞县西漫底人，1925年前后到西姚头村当小学教员时，我只有八九岁。他身体魁梧.态度和蔼，教学认真，方法灵活品德高尚，不仅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喜爱，而且受到全村人的欢迎。以前的学习方法是以背诵为主。他却以讲解课文和教学生写字临帖造句为主，对高年级学生则强调以写日记为主，并耐心教以写日记的方法。他认为，不应是以记述一天的吃喝玩乐等 流水账式，而应该是有一点感想、杂记、评论。文字不在多而在精，而是对一天中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来描写，多用形容词、动词或写一首诗，或做一小篇文章均可。我接受了他这种创作思维，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写小记，一直坚持到中学毕业后参加军队仍未停止，这对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以后的工作能力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他对学数学珠算也很重视，经常进行测验比赛，极大地鼓励学生的学习情绪。
我们那个村并不算太大约近百户人家，村公所就设在学校里。平时，村里开会就用学校唯一的宽大教室（实际上是将一个庙改成的将四个泥菩萨封闭而成）。村里开会也让宋先生参加。村里有纠纷也去找宋先生评个理，调解一下。所以当时.宋先生好像我们村里的半个村长，人们都尊敬他，节假日还有人请他去家里吃饭。
我小学毕业后，考人洪洞第三高校后又来到临汾中学学习。期间，凡是节假日返回本村时都要到本村小学去看望宋先生并和他长谈。除谈些在校的学习情况外，还有国际、国内的形势等方面的问题，互相交换看法，无所不谈。特别是我在初中学习时，我们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是地下共产党员）组织了-个读书会，从上海购买了好些进步书籍，又讨了几份进步刊物。如，上海爱国七君子之的邹韬奋，为编辑所出版的《大众生活》，后被国民党强迫停刊后又改转出版的《永生》、《新生》等刊物，我都带回给宋先生看，因为这些刊物上的文章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 年9.18占领东三省后，又继续向华北扩张企图灭亡我中华的情况下，国民党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的情况，坚决主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决死战等国情下发行的。宋文钧先生不仅对这些书籍刊物非常爱读，而且坚决表示支持和欢迎我不断地将此类刊物带回给他，并和我一起交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还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中国的前途应当是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等。此外，我们还讨论过一些哲学问题，我将买的一本《新哲学 大纲）留给他看，所以，我们的关系既是启蒙师生关系，又成了相互学习共渡难关的亲密战友关系。
记得在1936年春季.红军东征到洪洞进驻万安镇后听说第二天将要到我村来宣传，当天我和宋先生一起研究如何组织欢迎红军，首先拟定和书写了数十张欢迎的标语口号，并立即由宋先生亲自书写，派学生张贴到全村的树上墙上，于第二天早饭后，将全校学生组织起来到学校以东的下河滩里去欢迎红军的到来。记得曾有几条标语写的是“大众的生活”、“求人类的永生”、“求人类的新生”等，由于我们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不甚了解，所以，直接欢迎红军的内容还很肤浅，但总算冒着危险进行了上述欢迎。红军刚走，国民党派山西协助阎锡山的五师开进了山西，其中有国民党的第25师关麟征的一个营，当天即进驻我村。这可把人吓得不得了，上有飞机投弹，下有步兵到处挖工事，并向红军撤退的方向乱打枪，将全村实行了封锁，到处是哨兵，不让老百姓出入，连到井上挑水都不让去。我们贴出的欢迎红军的标语也来不及撤销，真叫人心急。幸好这个部队在我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刚天亮就向南撤走了，人们才安心下来，恢复了正常生活。
宋先生值得我赞扬和感谢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我于1937年在我县马牧村参加了当时的八路军——五师抗日军队干校，后来合编于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驻白石村）。曾在1938年过春节时经领导批准，让我回家过年，全村人和亲戚们都知道我参军时，曾是告别了父母和妻子及不满两岁的儿子走的。当我回到随营学校后不久，该校即奉命西调回到陕甘宁地区，从此我就与家乡失去了联系。
不久，日寇进占了临汾，派兵进驻洪洞县城，并在离我家五华里的万安镇也驻了日伪军，并经常到我村和我村以西的左家沟、娄村、白村等地抢劫烧杀。我们那一带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日寇占领区和游击区，人民经常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由于我是全村最早参加八路军的一员，又是到了在全国全世界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延安，所以，无论是对 日寇来说还是 对蒋军、阎军来说都是死对头。我村有一个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是个大流氓，独身，无儿无女，凡是他烟瘾犯了，就找我家的麻烦，大声喊叫着往万安镇方向走，边走边喊“三记（我的乳名）到延安了，参加八路军了，我要到万安，或城里日本人哪里去告....他的实际目的是想威胁、吓唬让我父亲给他一些钱，多次走到本村学校门口，被宋文钧先生拦住，除劝阻外，另一方面还派人告诉我父亲， 为了全家的安全，我父亲只好央求他回来，答应想办法给他些钱或布才算了事。上述情况是我妻子于1942年千里寻夫通过阎军的几道封锁线到达陕北后亲口告诉我的，在那灾难深重的环境下，我们父母妻儿能够避免灾害，除了我父亲的为人好和全村都是同姓同宗，尤其是与宋文钧先生的照顾、帮忙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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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县·山西一建集团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