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三女杰
千里寻夫 走西口
文/姚勋口述 姚新平整理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进攻山西,统治山西多年的阎锡山放弃太原,率其军政机关逃到晋西南地区的蒲县、大宁、吉县和陕北的秋林一带。1938年春,日寇不费一枪一弹,从太原沿同蒲路南下占领了晋南重镇临汾和运城。当时,八路军已深入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东南和晋西南根据地,继续打击敌人,发展与巩固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则与日寇暗中勾结,执行反 共策略,压榨其所控制地区的老百姓。
当时洪洞县以铁路为界,以东为八路军游击区,洪洞县城内及河西的万安镇均驻日军,经常向西出动,抢劫。烧杀。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农业生产无法进行,而且生命无保障,特别是早年参加了八路军的家庭,经常受到当地地痞流氓，地方恶棍的敲诈和威胁,日子更不好过。
在万安镇以西的几个村子里,有已婚的两个妇女和未婚的一名女子,为了逃避日寇和阎伪军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经双方的父母同意和支持,秘密地踏上了走西口千里寻夫的征途。她们3人,一个是已与温家庄卫国梁结婚的上舍村的石玉桂,一个是已与西姚头村姚逢勋结婚的塾堡村的段英,一个是尚未结婚的涧西村的狐凤莲,她的未婚夫叫张禄保,韩家庄人。
经六家商定,由狐凤莲的父亲和张禄保的父亲陪3人上路。因为他们俩人老实,并有应付和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是六家信得过的人。出发时所开路条是甘肃省环县曲子镇去找在那里做生意儿子的。实际上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到达绥德找到当地的粮秣科长张之伦（洪洞长命村人）就能圆满地完成这次走西口的任务。
出发时带了些干粮和少数量盘缠（当时货币）,途径蒲县克城、隰县、石楼、中阳等县的乡村小道,翻山越岭,力求避开阎军的盘查和阻拦,直奔柳林。他们白天赶路,晚上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一路上数次遇到阎军的盘查,幸好阎军的军官大多是晋南人,两位老人很会应付,一方面听口音认乡亲套近乎,一方面送些小钱,阎军就放行了,有时还告诉前面的封锁要注意的事项。从柳林过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找到了当时任警备区后勤部粮秣科长张之伦同志。
张之伦夫妇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在米脂县的姚逢勋和在三五九旅后勤部任会计的卫国梁。经请示和组织批准,协助狐凤莲和张禄保举办了婚礼。两位老人放心而愉快地返回原籍。这是抗战期间1941年冬季发生的一桩喜事。
不久,三五九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她们三名女同志随军,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除纺线、捻毛线外,还自愿参加了接生、护理产妇等工作,还经常深入连队给战士们洗补衣服。由于她们排除万难千里寻夫的英勇行为和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表现,三人都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们见到她们都风趣地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可我见到的都是好人呀!”
记万安镇刘家兴衰史
文/刘丰年 宋博霖
（接94期第03版）
道光二十年（1840）陕西发生早灾，刘壁耀曾施银三万两，资助祖籍灾民，将其详情记载的家谱遗失,现今尚难考证。
万安村由咸丰元年（1851）始行农历一、五、八集日，每月有三个庙会,年三十六台戏，不旷缺短。刘壁耀出资印发张贴布告，致使万安村集市十分热闹繁华。各类买卖应有尽有，集市人流盈街满巷。当时大小铺面增至百家,小摊小贩多不胜数,时至今日万安村除原大街留有原貌外，尚有以商号取名的街巷与开设铺面的遗迹，可知当时集市兴旺。与此同时刘家又开设“万安泰”钱庄,联络范围西至陕甘，南达湘贵,东接洪茂，北到蒙绥。四通八达来往频繁，对话跃集市增添生机。
刘家从善积德，助人为乐之事，深受乡人敬佩。每逢集会商贩剩余物资，都送到刘家均以公道行情全部面收，在必要时又无偿分送穷人，其颂述刘壁耀拜手赠鞋，赠送弹花圪垛的助人之事足以说明。难怪乡人传言道:“万安集会一、五、八，买卖兴旺人人夸，近村邻县赶集会，不愁货物卖剩下。”
刘克昌系刘宗四代传人，官至盐运司,慷慨好义，与人交以善事相劝勉。乾隆辛酉年（1741）,出资七千八百两余金为东昌临清水患赈灾;嘉庆乙居年间（1805）,为洪赵县灾情，捐银七万两,米一千石。
万安村原名“国家堡”,是舜王生身之地,除以建庙纪念流传后世外，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在生舜之地“姚丘”与舜王舍茶水“廖天洞”，大搞热闹红火.其费用均为刘家在东姚头村的二百亩河滩地收人供给（刘家在万安不置地,亦不买群众好地）。刘家以财为善,不聚巨财,不图享乐,资助社会不求功德。联想后期刘桂年倒卖家产,挖地寻宝一事未成，更可看到刘家虽有巨财，均用给社会,不曾深藏留后世。
刘家生活及婚丧寿事
刘家也像其它豪门一样，拥有管家文书、佣人、公仆。管家文书管收支、料理家务、安排家事迎送宾客。劳役杂话有家规:家人住房由其本人整理，不得使唤佣人。对头宅、二宅、三宅三处家人饭菜,均属管家安排同等无异，日间三餐晕素与村人大致相同，逢年过节所备丰肴，主仆同桌相餐不分等级，遇有厨劳繁忙之际，家人还要下厨相帮。
刘家发财后家人生活，并非日餐山珍海味，身着绫罗绸缎。听刘门前辈言谈，三世刘积庆曾说过“鸟以羽遮体，人以衣护身，穿衣干净暖和即可，何以披绸挂缎”。四世刘克昌常对人讲:“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勤劳方可致富，懒惰一事无成”。据老人们讲有人问刘壁耀:“你有钱不花各处上布施图个啥?”他笑道:“钱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弃财为善万古留芳，助人为乐其乐无穷……”。从刘家前辈人的言谈中，足以了解其家人生活状况，再看各宅书房门首题字便是刘家生活的写照。
刘家婚丧之事较之其他家门贵族，则俭朴从事。男婚女嫁均乘花轿,衔牌鸾驾鸣炮鼓乐，设宴待客。如遇办丧，也按乡风习俗，虽比一般人家讲究，但力戒规模扩大。着重备设丰盛宴菜，款待帮忙乡邻而已。
刘家庆寿有条家规:凡年过花甲的男女方可庆寿,但家族中只准给一位年长者庆寿。寿辰之日寿仪简办不烦,主仆共贺相餐便罢。但要唱戏三天供乡邻观看，看戏乡人登门均有饭菜相待，不收分文。
刘家所置财产相当齐全，就婚、丧、寿事来说，建有大小厨房，并备有菜窑、库窑、碗、筷、碟、盘、花色大小齐全、单纯说碗就分结婚红花、办丧兰花、庆寿黄花，桌张椅子垒架如山。结婚的花轿鸾驾,办丧的抬扛，棺坐,仪品、庆寿的采色堂画、条幅，仙山寿果,以及鸣炮鼓乐,甚至连婚、丧、寿事经办人的役服也有备无缺。但从家史记载以及老人们回忆，刘家也没有过大的婚、丧、寿事，所备用品只是无偿借用而已。据今日健在的刘门并老太太说:“在后期刘桂年出卖家产有的家俱还原封来动过。”可见刘家的婚、丧、寿事也为一般，没有挥金如土的豪门大气。
走向衰落
刘家在山东盐商发家、声誉四传，旨封官衔乡人皆知。随之本村陈、乔、焦等姓也投奔山东，寻找知已，均以援助立足，具各发家致富。故里刘姓后裔更是投向山东。到民国十三年（1944）万安村刘家只有九世刘桂年年高。因这时刘家在室人少，刘桂年也就执掌了家权。
刘桂年从小就好吃懒做，学识浅薄，一贯游手好闲，坐享其成。此时执掌家权、恶习更加激发。一些好逸恶劳之徒，也乘机插腿鬼混。刘桂年凭家底雄厚,整天花天酒地聚众赌博，吸食毒品，甚而玩混女人，钱财日渐减少、又值当时军阀混战政界争权,国情不安，刘家山东进财之路相应堵塞。刘桂年坐吃山空，便轻信同流馋言，开始变卖房屋家俱。刘桂年变卖财产托人代卖，自己放手不管，这更为风流亲信留有漏洞，代卖人以多报少,暗装私囊,落其手中为数微少，刘桂年把银钱挥如粪土，不多时便把家俱卖光，房屋拆毁，落得一片废墟。卖光花净鬼计一一献上:“刘家发这样大的财，肯定有金银宝库”。昏头转向的刘桂年又宝库迷心，一时顾用民工闹腾数日，将刘家宅基挖空寻遍，挖出的土堆积如山，挥霍银钱数千两，没得一文铜钱。不行又来一着，又去拆坟院，卖坟地继而刨坟墓，将其刘家洗窃一空。 到民国十八（1928），朝不保夕，孤影无双的刘桂年去往山东，至死未归。
在大造文化强市、文化强县、研究推广晋商的热潮中，企盼广大有识之士进行发掘，让世人走近刘家，研究刘家，为兴临富民繁荣地方经济做贡献。
附：重修玉峰书院更筹经费记
洪洞玉峰书院，始于雍正甲辰，邑侯桐乡孔公所置以教士者。初名慎交书院，观察徐公易以今名。而膏火所需，或假诸学田，或出历任邑所捐清俸，无专项也。乾隆乙酉，邑绅士刘公光昱等,始捐输，银叁千两。前邑侯芜湖缪公委商管运收息，为师生费，三十余年不绝，追乾隆乙卯，今邑候关右阎老父师，以名进士莅任此土，修举废坠，遂及书院。则向之所谓叁千金者，几成悬宕。据按各典商，屡有歇业之家，变更不一所致，非止应缴息银,辗转拖延，不克年清年款而已。然公延师课诸生如故，盖捐廉以补膏火之不足。是以数年之中，邑之选成均者,登贤书者，题名雁塔者，与夫新进鼓箧黉序者，强半皆书院中人。邑人咸颂公育才有成效也。
嘉庆庚中（1800），公以岁久未修，虑就倾圯，劝邑人新之。时则邑绅士刘公克昌，晋公日文,苏从兄本等，共捐输银贰千贰百两，既于辛酉峻厥工。而以修葺所余银捌百叁拾柒两，并入膏火生息，复以各典商承运。前项息银，每有拖延，恐沿习日久，致归无着。因为久远计，遂提同商运银两、俾绅士刘公克昌等，于本县境内，购置水地壹百亩零捌分，凡用价值银叁千玖百柒拾伍两。计前二项外，有不敷银壹百叁拾捌两，则公自捐廉补之者。其所置地，既俾各绅士等轮流经理，倩人佃种，以租代息。每年所收租粮，按时值变价纳官，以资书院公费，永不假手书役。致有侵蚀，仍恐年远事湮，别滋弊端。复详各宪列入交代存案，又奉府批，以每年收获租课及支销膏火两细数，按年造具四柱清册，送府转请核销，并列入交代，以为后来者交代盘验之据，是则公之于吾洪书院也，为虑甚深，而所以作兴吾洪之人士者，无有穷已，其意不蔡厚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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