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营学校里的人和事
——再忆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文/晋军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是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抗日烽火中办的流动学——部队扎营在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学校坚持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原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培养了大批军政骨干和人才,并为敌后办抗大分校取得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在我军和军事院校建校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即第十八集团随营学校)从1937年8月组建起,到1938年12月并入抗大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1937年12月底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奉命进驻山西洪洞县白石村,1938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廿一日,离开白石村,西迁陕西洛川,随营学校在白石村驻扎近两个月。
两个月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追忆,值得缅怀,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挖掘史料,讲好红色故事。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韦国清校长二、三事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1913年9月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人,当时不过23岁,身经百战,经过长征跋涉,又从事军事教育多年的领导者。他身高中上等,体态均匀,颜面白净,讲话斯文,和善可亲,气质儒雅,不象工农干部,倒很象知识分子,他16岁参加红七军,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之子,劳动者出身。他个人素质与党及红军时代的培养教育有关,能挑事革命重担的特殊材料,他的品格在当时很象朱德总司令。
行军时韦校长和陈明政委总是率先走在队伍最前面,从不骑马,走在后面的人或士兵不管感到多么疲劳,一看到校首长在前面的身影就会紧紧地跟上来,韦校长和政委率先垂范的行动影响了士兵的一生。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传达会议精神,按照红军时期的传统,开会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任何领导者都可以批评,参加会议的连以上干部,大多数是红军,性格直爽,毫无顾忌,对有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韦国清同志在校时间长,但大家对他没有丝毫意见可提,这件事,对参会的同志印象很深,足以证明韦国清同志在部队中的威望和个人修养。
总校六大队成立劝募分会,号召募捐,各营连的学院纷纷响应。许多华侨,富有的学员立即把金物,银元支票,股票,照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统统捐出来作为母校的办学之用,真有毁家纾难的精神,其场面热烈感人.主办人向韦国清同志作了反映,他二话未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慰勉有加,主动要求与全体同志合影留念.各地新来的学员见到这位红军高级干部如此热忱爽快,平易近人,深受鼓舞和教育。
还有一件小事,在广大学员和红军战士中广为流传,随校宣传干事汤仁庵看中了韦国清同志身上那件从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想用自己身上的一件旧大衣去交换,便向政治处干事叶尚志透露了这桩心事,叶说这恐怕不成吧.老汤等不及了,就直接去找韦国清同志试一试,结果韦国清同志当即脱下黄呢军大衣,跟老汤做了交换.汤仁庵很激动地穿着大衣兴高采烈地回到政治处,老汤现已离开人世多年,如果那件黄呢军大衣还在,应是一件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文物,因为它不仅是一件我军战利品,也标记着韦国清同志的气度和情意,多么高尚的人格和品德,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
《游击战术纲要》的作者陶汉章
陶汉章,又名陶剑青,1917年2月生,江西进贤人,随营学校的支队长兼军事教员。
上世纪30年代末,陶汉章将军以“陶剑青”为笔名,写了一部军事论著——《游击战术纲要》,在出版50年后,陶将军才第一次偶然看到自己的那本书。
那是1994年,陶将军在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会上,邂逅了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军人,他们热情谈起当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情景,老军人说:“抗战时期我们在湖南衡山集中一批从抗日前线各站区调来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其中有一本教材《游击战术纲要》……”陶汉章的眼睛突然一亮,忙问道:“哎,那书的作者是谁?”“叫陶汉章”,“哦,鄙人是也。”老军人瞪眼傻看了陶汉章好一会,突然起身一个立正,向陶将军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后拱手道:“哦,在下有眼不识泰山!陶先生,原来你就是我的老师?……两位殊途同归的国共老军人热情地握起手来。
当年,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主任交给随校校长韦国清一封信,信是重庆三联书店负责人邹韬奋写来的,希望八路军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术的书,韦国清同志便将信交给了陶汉章说:“你正好讲这一课,就由你写这本书吧。”由于战斗频繁,陶汉章克服了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困难,昼夜苦战草拟提纲,画战略图表,誊写校对,边写边讲,讲完又修改,历时三个多月,辗转了许多地方,带着未完成的书稿,随时准备转移或投入战斗,驻扎在洪洞白石村的时间最长,讲完一章,寄出一章,由同蒲铁路寄到西安,再空运到重庆,书的最后一章有洪洞县邮出计17万字,15章书稿寄到重庆不久,还寄来一大捆邮票算做稿费。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成为传奇。
陶汉章同志一直从事军事理论战略研究,他从事科学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后,仍担任着“中国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已载入建军史册。
随营学校的学习生活
随营学校学习的主要课程是军事课和政治课,有时还有政治工作课,由在连队的专职教员讲授,每天除授课之外,大约有一半时间进行学习小组讨论,讨论之前往往要先对笔记,写出简要的发言提纲,发言时非常活跃,这对学员锻炼思考,加深理解,练习发言.巩固心得都起着很好的作用。所以,学校领导,教师和学员都很重视学习讨论活动,可以说,这是随营学校教育的一大特点。
讨论由学习组长也就是班长主持,有时队长,排长和教员也参加,有一次,校参谋长即教育处长阎捷三参加了七队的学习讨论会——讨论军事问题,他问七队二班的学员;中原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在哪里?学员们的军事知识贫乏,谁也不知道,最后,阎教育处长告诉大家是武胜关.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是什么?……从此以后,又加强了军事知识学习。
随营学校连队政治军事学习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有一个救亡室的组织.救亡室就是红军时代的列宁室,也就是后来的俱乐部.各队的队部也就是救亡室——俱乐部,其组织非常严格,健全救亡室采取委员会制.设主任一名,政治学习委员,军事学习委员,情报委员,民运委员,文化娱乐委员,膳食委员,卫生委员一名。
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学员自编自演的抗日的各种节目,也带动了驻地军民的文娱活动.随校在白石村两个多月,先后开展了好几次军民联欢活动——1938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日)全校教职员工和白石村广大群众一起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联欢会.白石村干部自发组织村民与随校大搞团拜活动,互致问候互相拜年,晚上,又歌又舞,演出了抗日话剧,村民自编自演的“白石村的村民都把脑筋传”成了当晚演出的一大亮点,全场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农历正月廿日晚,军民按当地民俗,在全村各交通路口搭起火塔——闹红火,扭秧歌,彼此过得痛痛快快。
白石村广大村民在随营学校的宣传和教育中,抗日觉悟大大提高,并以实际行动,勇跃报名参战,支援抗日,涌现了很多英雄模范,永远留在山西人民的抗日史册上。
遵循习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认真阅读了随校的建校史,搜集和整理了这份史料,决心在洪洞大地上,书写好红色故事,讲好英雄事迹,为实现第二个百年梦做出贡献。
晋南洪洞贾姓人家自称是赵氏后裔
文/晓剑
贾,是出自山西襄汾的姓氏。如今,在以人口多少为序的百家姓中,排名第四十五位。
贾姓是黄帝的后裔,其形成的两个源头是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均出自古代的“贾”地。这个贾地,就是今山西襄汾县。
壹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国为氏。晋公族狐惬之子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字季他,亦号贾季。”
西周时,周康王姬别把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封于贾,建立贾国,号为贾伯,作为周朝的附庸国。因唐叔虞为周武王姬发之子,所以贾国为姬姓国。公元前678年,晋曲沃武公夺取了晋地,唐改称为晋,贾国的领土被吞并。贾亡国后,其后裔子孙按当时的习惯“以国为氏”,就是贾氏,贾姓从此出现。
贰
另一支是“以邑为氏”的贾氏。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叫狐偃的大夫,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重耳为公子时,出亡在外19年,狐偃忠心耿耿,一直随从他19年之久,为重耳出谋划策。重耳即位为晋君后,就尊狐偃为大夫。后来,狐偃的儿子射姑任晋国太师,晋襄公(重耳之子)把原贾国之地封给他,作为他的封邑,人称贾季。他的后代就以封邑名为姓氏了。
先秦时期的贾氏,除在今山西省境内发展外,已有迁至今河南、山东者。后来,河南的贾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又衍生出许多支派。汉朝时期的贾姓,已有人迁至今陕西、甘肃境内。到了唐、宋时期,贾姓居民已播迁到江南的许多地方。约于清代,贾氏已有移居海外者。今新加坡等国有贾姓华侨。
叁
然而,在山西晋南的洪洞县,却广泛流传着当地贾姓乃赵氏后裔的传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竟然与元统治者屠杀赵宋皇家后裔有关。
据当地传说,赵匡胤是赵城罗云村人。蒙古人灭了南宋之后,为了平息汉人的反抗,发起了追杀、屠戮宋朝皇室赵氏一家的浪潮。当时有赵宋皇室后裔赵受之、赵和之兄弟二人,从河南逃回故乡赵城县(今与洪洞县合并)罗云村老家,以保守性命。为防止被蒙古人一网打尽,赵受之一家留居罗云,赵和之一家徙居汾阳。为了保护赵氏一脉,又改赵姓为“贾”,以避灾祸。“贾”者假也,真者“赵”也。
这样,罗云村赵氏一族才免遭屠戮之祸,而以贾姓绵延之今。
在当地,赵贾二姓,至今多以本家称之。
以上内容由虹昂文化推广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