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期第六版

　　柿子树在我们赵城一带，约有四类：大柿子、盖柿子、朱柿儿、板柿儿。我家的柿子树属于朱柿儿。说起它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王锡禄年富力强，思想积极，他踏实肯干，爱国爱家。支援抗美援朝，光余粮就交了三千余斤；在入社时，又是积极带头，率先拿出家里的两头牛、一辆新平车、一棵朱柿树连同青苗一起入社。那年年终，父亲被村里评为“五好社员”，这棵朱柿儿树，就作为奖励，又分给了我家。

　　从那以后，每年'打朱柿儿'便成为我家的一项例行工作。那时姐姐在赵城中学读书，所以我们通常是星期天去打柿子。父亲常说：“种上麦子，再打朱柿儿。”我们姊妹几个便会热切地盼望着种麦子，盼望着姐姐放假。

　　终于到了打朱柿儿的日子，我们全家便会携带早已备好的“打朱柿儿”的工具，一起出发去打朱柿儿。父亲挑着一担大筐子，母亲拿了五爪（一种自制的打柿子的工具），姐姐担着笼窝，几个小妹斜挎着书包，提着篮子，我则扛着一根有丈二长的木棍，一家七、八口人高高兴兴、浩浩荡荡地去打朱柿儿。

　　每次打朱柿儿，都是父亲与姐姐先上树去摘，摘满一篮子后，姐姐便用绳子吊下来，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在树下接。母亲拿了五爪钩子钩，我们又便会东跑西窜，去抢拾落在潮湿松软麦地里的柿子。父亲说：“这摘朱柿儿，要一圪垛一圪垛的，一串串地折，折的枝多，明年树上的朱柿儿就越多，朱柿儿就越打得多。”期间，时不时会有柿儿坠下打在谁头上，母亲不停地提醒着，我们却乐呵呵一揉，又跑去捡柿儿了。眼看太阳偏西了，我家的朱柿儿也快打光了。这时只听父亲说：“上边树梢上的不要打了，给'鸦老娃'留下点吃的。”每次打柿子，父亲都得拿大筐子担七、八担。收回来的柿子存放在东房地上，红橙橙的果实映红了粉墙，映红了我们姊妹欢快的笑脸。母亲是个热心肠人，不是给左邻送上一头巾，便是给右舍送上一大盆儿，每年都是如此。

 　　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我们全家“打柿子”的场景：父亲挑着红彤彤的担子，母亲拿五爪仔细地钩，我们姊妹几个欢快地笑着、奔跑着……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处于困难时期。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弄得家家少吃没喝。六零年给国家交公粮之后，一个人全年只分了五十斤小麦，每人每年半斤油，一丈四尺布票。老百姓全年基本上吃粗粮，每天糊糊上、糊糊下，社员每天是粗粮面、食条儿、窝窝头。老百姓上半晌工，肚子里就饿了。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一年四季吃粗粮，只有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与过大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两顿饺子。而我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用朱柿儿添补改善我家的生活。她把朱柿肉揉进粗粮里，做成香甜可口的朱柿饽饽给我们姊妹六个吃。那时候岁月艰难，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我们，在严寒的冬夜，能有一口朱柿儿饽饽吃，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每每谈及往事，总是让我们姊妹六个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考入了洪洞明姜中学。这是全县两所民办公助的学校之一。学校放大星期天，半个月学生回一次家。记得我刚上学的第十天， 敬爱的母亲提着一大袋子朱柿面饽饽来看我这个独子。我从小就没离开过母亲，一进宿舍，看见母亲，我激动地扑在母亲的怀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母亲一手抚摸着我的头，一手拍打着我的肩膀，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我娃，好好学习。”我把母亲送出大门，回到宿舍。我们宿舍住着十八个住宿生，住的是土炕通铺。你也要吃，他也要吃。我便每人分了一块，当即就把母亲拿的干粮分了三分之二，同学们高兴地说：“真好吃，真甜。”

　　当时的明姜中学，是一所完全初中 。每月的伙食，学生只交两块五角，国家补助两块五角，每天三顿棒子面糊糊。吃早饭前，我先把一块柿子饽饽掰开放到饭盆里，再去打饭，把热糊糊打在盆里一搅，吃起来真甜。每次放星期天，母亲总是用那勤劳的一双巧手，给我拿上一袋子棒子面朱柿儿饽饽。明姜中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总是天天喝糊糊、吃窝窝，生活条件极差。而我算是个幸运儿，每天还能吃上母亲做的朱柿儿饽饽，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家的柿子树啊，在国家困难时候，在人们缺衣少食的时候，在老百姓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的时候，你陪我度过了艰辛的初中时代，使我永远难忘。

　　六八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我不得已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当时我家一把玉茭面都没有了，只剩下六、七斤红薯面。一天晚上，母亲对父亲说：“咱队里的人都拿土布到西山换粮食去了，咱家雪山也不小了，让娃拿上我织的七、八块土布，到山里换玉茭去吧。”第二天，我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和邻居家的果娃、白娃一块儿走上了人生第一次艰难困苦谋生的“跑山”之路一一拿土布到汾西换玉茭。这一担就是四、五个冬天。

　　从圪塔村出发到汾西佃坪乡杨家庄，有百十里路，从早晨六时到晚上六时，整个走了一个对时。店家是一个年近七十三岁的老头儿，头戴一顶古铜色的旧毡帽，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脸上象刀刻一样刻满了一道道皱纹。从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可见老人经历过的沧桑岁月。老人住一孔大砖窑，独门独窗，砖窑深大约四丈多，宽一丈二。凡是从赵城上山担粮的人，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都管他叫老张伯。老张伯无儿无女，是个解放前从山东逃荒流落到汾西杨家庄的五保户。这是队部，店钱不贵，每人一晚上交两角钱。院子里有一大瓮，里面腌了多半瓮酸菜，这是专为住店人吃的。一孔窑里住了近三十个跑山的，连门口都是和衣睡了的人。先是馏干粮，火烧得太大，坑上连席子都不敢铺了，炕上根本不能住人。满屋子的人尽是些论天话的，说三道四的，吹牛皮的，无所不有。二、三十个住店的人都抽烟，而且都是八分钱的经济烟，最好的是一角四分的火车烟，满屋子乌烟瘴气，呛得人不停地咳嗽。我来得迟，就数我最小。老张伯笑着对我说：“这个孩，轮到你了，是些啥干粮？”我边取干粮边说：“是些朱柿儿饽饽”。“朱柿饽饽？我山东老家院里就有一棵高大的朱柿树，我是从小吃朱柿长大的。”老张伯一边往箅子上放干粮，一边随手掰了一块塞在嘴里，一边盖笼一边说：“香、甜，跟我院里的朱柿一样香一样甜！”吃完饭，老张伯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个孩，来，让我看看你的手。”老张伯握着我软绵绵的细嫩的小手，左看看、右瞧瞧，足有十分钟。老张伯捏着我的双手突然说：“这个孩，家里什么成份？”“贫下中农”我豪不犹豫地答道。老张伯一边摇着头一边说道：“你不是，你不是。”老张伯的神气把我几个伙伴儿都逗笑了。“这个孩，你将来受不了苦！”老张伯斩钉截铁的说。我“哇”地大哭起来。这一声大哭，使满屋子的人都静下来，顿时鸦雀无声，都说这娃是咋哩？我哭丧着说道：“老伯伯，我还受不了苦？我家里七、八口人，眼看就要断粮了，现在连锅都揭不开了，到山里跑山来了，我还受不了苦！”老张伯沉思片刻，坚定地看着我说：“没问题，大伯就没看错过人。”我望着他，疑惑地点点头。当天晚上，老伯伯让我跟他睡在窖后头的板炕上。疲惫的我身子一倒便呼呼入睡了。  

　　天微微亮，老张伯把我叫醒。“孩，你把你的朱柿饽饽给我留下，我给你饽了三坨油麦面饽饽。半个世纪了让伯伯回味回味老家的朱柿儿。”我激动地热泪盈眶，大声说：“老张伯，谢谢你了。”

　　就这样，我边跑山边自学，时刻咬牙坚持着。过了四、五年，村里缺民办教师，我一考即中，在教育战线干了三十七年，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老张伯的用心。那晚，他用质朴善良的谎言，为我这个苦难中挣扎的孩子点燃了向上的信心，使我在困难中没消沉下去，一直坚信曙光会到来。

　　红红的柿子树啊，你是我家的母亲树；眷恋的柿子树啊，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勤劳善良的汾西人民，是你们在赵城人民缺衣少食的年代，救了我们赵城人的命。当时每年冬季，大约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汾西“跑山”换粮，每年冬季大约有上万担粮流入我赵城地区，解决了赵城人民的给养问题。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已经达到了温饱，逐步奔向小康。村里也搞规划，要给老百姓批地基。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家的柿子树在规划区之内。说要毁我家的柿子树。我答道：“我家的柿子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不能伐！要保护古树，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后来，我们的老邻居要盖房，正好批在了我古树的范围内。老邻居天天到我家给我老父亲求情。他声泪俱下，父亲缠不过，应承了老邻居。村支部书记对我说，树归你，还给了我父亲三佰元钱的补偿费。

　　我站在垅上，望着三十年前失去的、古老的柿子树的地方，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柿子树啊，柿子树，你在合作化时期，让我家丰衣足食，给我们全家营造了幸福、团结、文明、和睦的氛围；在三年困难时期，是你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在文革时期，是你陪伴我读完了初中；你的光辉形象永远在我们姊妹六人心中树起了高大的丰碑，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你的伟大精神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姊妹六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践行。你是一棵永不凋谢的柿子树，你是一棵永远活在我们姊妹六人心中的红红的柿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