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期第五版

　　我读了二十几年书，自觉从中外累积的文化遗产中获得了无比的力量；性情也柔顺和平起来，不爆不火，不易受外物支配。但在人群聚积的场所，每当发现不平之事，还是恨不得拔剑而起，杀了再说；自己胸垒郁愤，欲寻通道时，也是想有个打架的机会，以求渲泻，水浒一百单八将，得我心者，唯有李逵。

　　瞧瞧看看！二十一世纪都快到了，我竟还有这样的性情心绪，这在一切“有教养”的人看来，是多么可笑！我何尝不愿使自己成为一头没角的绵羊？无奈我是洪洞人，洪洞男人。我在笼罩着尚武之风的故乡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听过见过刀光剑影的故事和场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正义感。我在成长，我在改变，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我的类属，我心灵深处那块祖地。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县志上说“庶民得山水之助，性情慓悍。”这是从地理自然环境的育化勾描洪洞人的特征，不得不这样写，也只得这样写。洪洞的两翼是霍山、吕梁，汾河贯穿腹地，男人的性格既刚且柔，既凶恶厉害又仁义厚道，既能流血，又能流泪。在晋南一带，辨识他县人，得听口音；洪洞人呢，看一眼就知道了，不必听言语。洪洞男人的嘴唇较厚，嘴角多微撇，忠厚间透露出凛然正气；五官之中，这是最传神的部位。要是他们头上捂着羊肚毛巾，那更能表达洪洞人的性格了。大凡头上饰物，不外遮阳、御寒、防尘，洪洞人头上那块毛巾，却是表现个性的一种形式：青年人大都是全包头，结打在一侧；中年人大都是叠成圈形，扣在头上；老年人则是全包头，结打在后脑勺。现在农村青年穿呢料上装的不少，显然与捂毛巾不谐调，也很少有青年相袭古老的头饰了，但几乎也没人再戴帽子。洪洞男人走路，劲气全在两臂，臂肘略弯，若武士临阵，象水浒好汉“来来来！洒家······”如何如何似的。

　　洪洞方言，大同小异。发音、声调区别较明显的，是赵城一带和县城东西南三侧。赵城一带的男人说话很“冲”， 句式短，发声疾。当这种特点充分发挥时，女人们就说：“你吃枪药啦！”赵城一带的男人对待孩子，有女人样的心肠，他们称呼自己和别人的子女，必加个“哟”字，柔情似水。“哟”字在这里不是语助词，而是单独表达一种爱心，不是洪洞人，很难理解它包涵的感情成份。当然，方言色彩最浓烈的，是男人们打架时使用的部分，那真能让外地人听了丧魂失魄：

　　“把他家开了瓷窑！”这是说要将对方家砸个粉碎；

　　“把他的骨头解了！”“解”读xià,释为剖开、分离；

　　“把他的脑子喝了：”此义甚明，不必解释。

　　以为这只是说说就算了。洪洞男人看不起邻县人的地方，也就是嫌他们只敢说不敢做，动起真的来就装孙子。是的，洪洞人爱打架，但他们是见别人曲曲折折、女声女气讲歪理时，才运用这种情感的最高形式，他们是用行动维护天道人道。打架、复仇，是原始部落人求得生存的必要手段，洪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了，真可以说是远古的遗风。这是地域性人群的内在特征。 

　　清代的曹顺起义发生在洪洞境内，刺杀山西巡抚的是洪洞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洪洞人牺牲了多少？谁能统计；就连“文化革命”时武斗，洪洞人也死得最多。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巧合。我还听说，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洪洞县没一人当汉奸，没一个软骨头！我从县志中看到，明代时闹饥荒，有乡民父子相抱而毙，死亦不分！

　　“咥”字无论是在书面或口语，使用率都很低，洪洞男人说话，却是“咥”不离口，把这个最具爆破力、表现力的字眼，当成了雄壮的特征：

　　“咥了吗？”“他一顿咥几碗干面。”这是男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

　　旷野里，马车徐徐行驶的大路上，寂静无声。突然，一声“我的儿 ······ ”冲天而起，拖腔似翻肠搅肚。谁都知道，“那主儿”是在“咥乱弹”；

　　男人们意欲动武时，沉默良久，便斩钉截铁地说：“咱咥他的事！”这就是他们战斗的檄文。他们相互议论，也是说：“兀主儿敢咥事。”

　　洪洞男人崇尚勇、力、义，洪洞有个村名就叫“好义”。拳术是不少男人必修的功课，“通臂拳”成一大流派，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外依高山硬水，男人们有了鲜明的性格；赖于肥田热家，男人们骨子里也就安分守已，“父母在，不远游”， 结伙到邻近的辛置、霍县搞点副业，挣几个苦钱，就算是有出息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在哪里打了个胜利的群架，是某某赶着车越过了一条险峻的山路，是谁一顿“咥”了十三个馍馍。正月里，男人们自发捞起铜锣皮鼓，在乡里城里闹红火。乡里闹，给村里争名；城里闹，给乡里争名；外出闹，给县里争名。明明知道是娱乐，毫无用处，还是要争名争气，有句方言就叫“不争馒头争口气哩！”打锣鼓，响三眼铳，是洪洞男人表现情感，展示雄风的形式。那种老幼无序，愈老愈俏的情态，那种手舞足蹈，物我两忘，擂天敲地的境界，非笔墨能状。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只在前后俯仰，如风行麦田似的人流中，默默地流下激动的热泪。

　　历代贪官污吏，放任洪洞，了无政绩，便动用国家机器，强化治安，以能“镇压”洪洞人邀功讨赏。其实他们哪能理解洪洞人的真精神呢！他们无非滥用法律和权力，“名正言顺”地干着残害同类的勾当。

　　一九八七年冬，我坐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里，欣赏山西歌舞剧院的《黄河儿女情》。在黄河浪涛声中，凝结温暖的黄色团块如朝暾暮霞，将我领入心灵的故乡。走出剧场，寒风在面，我才觉出这个大型歌舞的缺憾。它少点什么呢？

　　它只把视点注于晋中、雁北一带，只完成了如题所示的一半。它忽略了晋南这块特殊的士地，忘记了最能代表晋南风采的洪洞，没有从洪洞男人的铁血里采来阳刚之气，尧地古风。

　　故作短文，是为记。

　　原载《山西文学》198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