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期第四版

（上接100期04版）

　　外出游历参学成为元代僧人提高佛学认知的最佳途径，广胜寺的法真和尚，泰云寺的慧宽和尚、蜀村会胜院的德珪和尚，行迂和尚等僧人，都远行河北、山东、燕京，遍访高僧大德，或钻研禅学，或研习唯识，或参习讲经。返回后传播所学，广度门人。有元一代，临济宗和曹洞宗二大派系在洪洞广泛传播，后来的僧人大多出自这二大派系。广胜寺僧众发起印藏经会，由祖美和尚任会首，广行募化，从京师印回完整的一套《大藏经》，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读藏、讲经，成为当时僧众必须的学习课目。僧众的佛学水准和综合素养，普遍明显提高，讲经说法成为各大寺院经常的活动。

　　明太祖出身贫民，幼年曾栖居寺院，对佛法教义有一定认识。洪武初，集海内名僧辅导诸王。名僧姚广孝就被指定为燕王朱棣的辅佐。因此有明一代，佛教有宽松的发展环境，高僧大德层出不穷。寺院的修建和管理更趋合理。完整的寺院管理体系和寺院自治规则更趋精细。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下旨重申，寺院僧人必须遵守《百丈清规》，有违者，以法绳之。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旨命礼部尚书胡濴重刊《百丈清规》，颁行天下寺院学习遵守。

　　明代洪洞原有寺院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葺，广胜寺上寺现存塔、殿，均为明景泰以后重修或重建，下寺前殿重建于明成化间。马驹村在景泰元年（1450）建起归隐寺，成化十三年（1477），塾堡村建雷音寺。嘉靖间，郑家寨建白果寺。县城东门外建圆信庵，北官庄建法宝庵。县城大南门外建仁寿禅林，大北门外建十方院。洪武五年（1372）小胡麻村建安福寺。

　　明代，赵城县僧录司驻宝严寺，管理县域内寺院僧众事务。明代士绅阶层大多信奉佛教，常延请高僧论谈。正德间，高僧达连禅师与开府临汾的西河王、洪洞致仕尚书韩文交好。挂锡广胜寺，重新建起著名的佛舍利塔——飞虹塔，其徒又募缘建了弥陀殿。万历间，续几和尚重修了万圣寺，以讲经闻名于世。国师妙峰禅师一度飞锡万圣寺，得万历李太后资助，重建万圣寺三圣舍利塔。工程未竣，禅师寂化。天启间，其徒孙自永济来万圣寺，才重建起现在我们看到的万圣寺三圣舍利塔。

　　明代各大寺院几乎都迎请有大藏经，广胜寺除《赵城金藏》，还收贮有一部明代折子装《大藏经》。各寺院的壁画和塑像，明代遗留下来的数量最多。其雕造艺术和绘画艺术，至今仍为学术界重视。自明中叶，广胜寺上寺为临济宗传承，下寺为曹洞宗传承。

　　清代对寺院和僧人的管理基本承袭明代制度，京城僧录司管理全国僧人寺院事务，各州府县设僧录司，由布政司遴选，报礼部受职。清初，严禁擅建寺院，建寺须报经礼部准允，已有的寺院也不许私自拆毁。不许私度僧尼，僧人一律要由官府发给度牒。

　　囿于政策所限，有清一代洪洞新建的寺院很少。方志中有记载的新建寺院有梗壁村的离越寺，顺治十六年（1659）建成。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刘搢重建千佛寺。康熙三十四年（1695）地震损毁祝国寺，州同刘长敷重建。其余寺院均有不同程度的维修，康熙二十年（1681），广胜上寺重建山门。康熙九年（1670），重修兴唐寺。

　　康熙间，当地僧人多游学至京城各大寺院。广胜上寺大雄宝殿内雍正为亲王时所题“光辉万古”匾额，即由此而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广胜寺及当地居士信众延请高僧广修大师来山，启建千日道场。广修大师因此逗留洪洞、古县、汾西之间近三十年，至圆寂。广修大师除讲经弘法外，重修了罗云消粮寺，改名菩萨寺。这一时期，大学者、大诗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朱彝尊游幕太原，准备编辑一部金石类书籍，广泛收集三晋各寺院碑碣拓片。在看了出佛峡图后，写下名篇《观佛峡图》。清代的文人学士喜好名山胜寺，因此，洪洞区域内东西两山的寺院，都留有不少题咏诗文。

　　清乾隆间，广胜寺下寺曾开戒坛，传戒度僧。上寺则开有禅堂、静室。万圣寺也开有禅堂、静室。乾隆间官刻《龙藏》在京印行，广胜寺迎请一部。

　　清代末期，受战乱和列强入侵影响。寺院经济和寺院文化受到冲击，渐趋衰落。欧风东渐，西方宗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影响力。

　　民国初年，有识之士在反思国家民族积贫积弱的思想根源中，提出振兴佛教，唤起民意的主张。佛教界高僧大德也同时兴起振兴佛法、整理佛典的行动。高僧化祥上人驻锡万圣寺，弘扬禅定。民国九年（1920），兴唐寺住持请辞，张瑞玑先生建议聘化祥上人住持兴唐寺。民国十二年（1923），化祥圆寂后，张瑞玑会同士绅及僧众，迎请终南山悟真寺妙舫法师住持兴唐寺。妙舫师一代高僧，任事后，修葺兴唐寺殿宇，新建藏经楼，连续开坛传戒，声名闻于远近。民国十七年（1928），赵城士绅又迎请波罗上人驻锡广胜寺，先任监院，继任住持。四月，赵城士绅与上寺僧众议定，因下寺管理乏人，将下寺贮藏的金刻《大藏经》移至上寺弥陀殿保存。

　　民国十九年（1930），高僧范成法师自西安来广胜寺寻访藏经，检出《碛砂藏》中未见的经卷一百余卷，借至上海印影出版《宋藏遗珍》，《赵城金藏》一时名闻海外。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京支那内学院学者蒋唯心来广胜寺检勘《赵城金藏》，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一九三五年发表于《国风》杂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考察广胜寺、兴唐寺，写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发表。

　　民国二十五年（1936），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到广胜寺考察，欲出22万银元买走《赵城金藏》，住持波罗上人断然拒绝。其后，又有日本僧人来广胜寺，提出以每市尺一银元的价格收买《赵城金藏》，波罗上人坚决不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岳区干部战士经常来往于霍山兴唐寺、喝石庵，洪洞住寺僧众坚守爱国爱教信念，自觉参与抗日斗争中。利用寺院特殊位置，为太岳区抗日队伍提供情报，提供生活物资。一九四二年三月，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得知日军欲借三月十八庙会入寺之际，抢走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法师立即与太岳区抗日政府联系，太岳区领导请示延安党中央后，派出一个连的干部战士以及中共赵城县游击大队。联络广胜寺僧众以及郭家节抗日干部和群众，连夜抢运转移了《赵城金藏》。最终使得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谱写了抗战史上壮丽的文化保护史篇。

　　一九四四年，由于汉奸密告，日军得悉兴唐寺常有太岳区抗日人员来往，突然包围兴唐寺，枪杀了住寺僧人十一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兴唐寺惨案。

　　民国期间，洪洞较大的寺院广胜寺、兴唐寺、万圣寺，都提倡禅农并重的佛教遗规，坚持生产劳作，尽力做到衣食自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佛教界人士，鼓励引导宗教人士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引导佛教人士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当中。

　　1952年，人民政府拨款六千万（旧币），对广胜寺进行维修保护。一九五五年，政协洪赵县第一届委员会召开，千佛寺住持了空和尚当选为委员。一九五七年三月，力空法师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力空法师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岳区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过程。一九五八年，力空法师当选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广胜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上下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维修。一九六二年，广胜寺住持悟宗和尚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

　　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导下，洪洞县佛教僧众及信士遵纪守法，爱国爱教，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一九六五年，县域内共有僧人二十三人，僧尼四人，居士十六人，信士四十五人。

　　一九八一年，国家落实完善宗教政策，县财政补助仁明和尚八百元，智宏和尚二百元，真亮和尚和圣明和尚各一百元。智宏和尚，仁明和尚，真亮和尚的户口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县民政局每月补助每人生活费十元。在这一年召开的山西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智宏和尚当选为省佛协理事。政协洪洞县第六届全体会议上，智宏和尚当选为政协委员。

　　一九八五年，国务院《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童玮教授和世界宗教研究所荀俊恩教授把新版《中华大藏经》第一册护送至广胜寺收藏。

　　一九八七年，洪洞县佛教寺院僧众在广胜寺召开会议。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洪洞县佛教寺院民主管理小组成员。小组由智宏、仁慧、果来、圣明、海山五位僧、尼组成。智宏任组长，仁慧任副组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洪洞县佛教界坚持贯彻新时期国家《宗教管理条例》，坚持爱国爱教方针，秉持利乐众生，服务社会理念，在地方各领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全县二十余所佛教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经过学习培训，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和各项档案记录。寺院道风建设，蒸蒸日上，学律持戒成为僧众普遍的认识。学习佛教优秀的传统仪规，得到充分落实。全县佛教事业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服务于社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