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维檊与《赵城别纪》
文／李宏飞
一
吕维檊，字仲英，别字松若，自号外史氏。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康熙十四年（1675）以进士知山西赵城县，康熙十八年（1679）离任。
颜神镇，著名的琉璃之乡，鲁中古镇，清雍正十二年（1734）始设博山县，颜神镇为县府所在地。颜神明清时期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其中的赵、孙、钱、蒋四姓，有“四大家族”之称[ 周潇：《明清山东博山四大望族与博山文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12年3月）。]。颜神除工商业发达外，博雅之士应运而兴，地方教育蔚然成风，“镇之学宫，莫详其始，……明嘉靖间通判罗贤增修式廓，自是春秋释菜，品式备具，诸士皆从，礼俗寝昌，文学兴起，世有显者矣。”[ 孙廷铨《颜山杂纪》卷二，乡校。（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
除“四大家族”外，颜神的吕氏也是当地大家族，吕维檊的父亲吕濬，明朝乡贡进士，曾做过鸿胪寺序班。《博山县志》称其“性孝友，处世雍和，以长者行，推乡祭酒”[《续修博山县志》卷十二《人物志》第二十二页。（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
吕濬长子吕维橒，字稚修，生而颖悟，读书日积寸功。顺治二年（1645）乡试中举，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始任江西监察御史，后又被遣巡按山西，饬吏治，理冤狱，政绩卓越，后卒于五台山[《续修博山县志》卷十二《人物志》第二十二页。（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维橒子其昌，字子繁，康熙五年（1666）举人，曾任山东邹平县学教谕。
吕维檊也是年少好学，十五岁补博士弟子，每次学校考试都名列前茅。康熙二年（1663）举于乡，康熙六年（1667）考中进士。廷试后，坚辞不留京做官，“愿试一邑，以展所学。”八年后，康熙十四年（1675），“谒选得赵城”。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吕维檊到赵城赴任，《续修博山县志》卷十二《人物志》这样纪载：
谒选得赵城，甫下车，即按城郭周四境，集邑人相于谋曰：“邑有三大务宜亟图之，赵为霍山支脉，气甚奔放，又长河在西，肆其冲突，宜筑土营楼，以固地势；且山川绣错，应有英才奋起，宜起黉宫、培道脉；而田禾多资霍泉，水利迂回四十里，常决堤堰，为民害，乃相地别浚一渠，时其蓄泻。”首捐三载俸，以为倡阅。六月而各竣厥工，赵之人颂之。
《赵城县志》载吕维檊在赵城“百废具举，狱地无人，振兴学校，士气腾奋”[ 乾隆二十五年李升阶纂修《赵城县志》。]，“修葺宫廨，即捐清奉，不事扰民，未足尽公贤也。”[ 道光七年杨延亮纂修《赵城县志》。]
检阅乾隆二十五年李升阶纂修和道光七年杨延亮纂修的两版《赵城县志》，吕维檊在赵城的具体修建工程有：
一、修建学宫。
康熙十七年（1678），吕维檊到任已满三年，对学宫原有尚未毁坏的殿宇、两庑、棂门、戟门、明伦堂进行了修整，粉刷墙壁，清除杂草，焕然一新，新建“敬一亭”，修教谕、训导两宅，重修“尊经阁”。
二、修建县署等。
对县署的修建自康熙十五年（1676）开始，自捐清奉，修葺公署的丽谯、中闑、厅事、退食、廊序、庖厨等，新建议政厅，办公室，县尉宿舍，并圈起院墙，赵城始有完署。至少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前，赵城“之署皆其署也，后此未闻有修葺者”[ 乾隆二十五年《赵城县志》卷之四《公署志》。]。
同时在县衙厅事东南隅“另创三楹”，新建萧曹祠，祀萧何和曹参。另对狱神祠正名，撤皋陶像。
后又在县署之右修建西园新堂、西园别墅，于城东建东园别墅。
三、兴修水利，补修城垣。
康熙十五年（1676），赵城人王明孝等重修县北通惠桥，吕维檊亲自督工。在任时，为解决洪水夺渠的问题，新筑滚坝于渠上，遇洪水浮渠而过，不再冲毁渠道。某年秋，赵城城垣毁坏，吕维檊亦亲自督工，时验日视，高质量完成被毁城垣的补修。
四、建育婴堂。
康熙十六年（1677），在养济院之傍，建起赵城第一座育婴堂，以收境内之呱呱无依者。
《清史稿·职官三》对知县的职责有明确纪载：
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作为国家政权最底层的知县，特别是传统以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一般是怀着自律克己的心境，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念，以“爱民、兴利、去弊”的实际行动，“以展所学”，实现自己“仕”的理想。
吕维檊作为名仅见于“地方志”的一位知县，在中国浩瀚的方志中，如“恒河之沙”，被任职之地和家乡的县志所记载，其政绩寥寥数语，不外乎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辞。
引起我注意的是，除赞誉之辞外，乾隆二十五年《赵城县志》记吕维檊：
前志未备，爰作《别纪》，为山川更开生面，为往哲长留典型，土俗人情，便宜悉著。文章绵邈古邃，一扫尘习，一叙一断，虽半简具见全力，龙门之后仅见者也。自号外史氏，有《赵城别纪》流传郡邑。
道光七年《赵城县志》也有：
吕维檊，自号外史氏，多著述，所撰《赵城别纪》尤脍炙人口云。
吕维檊在赵城做了五年知县，除实现自己“以展所学”的抱负和“爱民、兴利、去弊”的宦绩外，还留下了一本脍炙人口的《赵城别纪》。
二
我与吕维檊，注定要结缘。
2008年5月12日凌晨，汶川地震前夜，洪洞县万圣寺舍利宝塔地宫被盗，出土两通石碑，我的老师亦同事樊德昌闻知此事，对两通石碑进行了初步研考，勘得此寺历史悠远，背景不凡，迷雾重重，非同一般。志同道合者遂开始了对万圣寺的田野考察与文献考证。
当时资料缺乏，手头仅有九十年代初重印的《洪洞县志》，后来闯进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了三种《赵城县志》可以远程查阅，在乾隆《赵城县志》卷二十三《山川》，查到“松若氏出佛峡游纪”，为万圣寺考证提供了重要文献，当时如获至宝，再查“松若氏”，知其名吕维檊，康熙间赵城知县，并无深究。
后来，一篇文章进入了我的视线。当时在“知网”检索，发现了署名张梅秀的《稀见山西地方志佚文一则》[ 原文刊《沧桑》杂志，1996年第6期，P62。]，吕维檊再次引起了我的关注。
该文作者在整理馆藏古籍时，发现了清人吕履恒《冶古堂文集》卷二有《赵城别纪序》一文，是其为康熙时赵城知县吕维檊所著《赵城别纪》一书所作的。根据《山西地方志综录》以及《山西方志佚书考》未见载有《赵城别纪》者。其它各家著录亦不见纪载。
文称，据道光《赵城县志》“《赵城别纪》尤脍炙人口云”，是书在当时颇为人称颂。但书成未刻，后其子吕淄南欲刻之行世，求吕履恒作序。故有《赵城别纪序》一文。吕缁南所欲刻之《赵城别纪》，是否刻成，不见纪载。从现在不见传本推测，可能未刻行世。
文后还录《赵城别纪序》全文。
看完张文，我想起在国图网站查阅乾隆版《赵城县志》时，不时有“吕松若氏以为”、“吕氏《别纪》云”、“详见《别纪》”、“《别志》称”、“前令吕维檊为纪”、“《别纪》载”、“《别纪》有传”、“《别纪》志”、“前令吕君”等字样。乾隆版县志修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距《赵城别纪》成书最晚的康熙十八年（1679）仅隔了八十一年，乾隆版《赵城县志》可能多引用《赵城别纪》之内容，此时《赵城别纪》应未刻行世，引用的应为手抄副本。
既然《别纪》已佚，可否从《县志》找回？或可重新辑佚成书。
当时在国图网站浏览网页，遇有与吕氏相关内容便截屏下载，积攒了一堆图片，也无编目，时读时校，断断续续。后因工作调动、岗位调整，电脑更新，以前整理的资料，手录的文档，全都找不见了。更是借口忙于事务，俗于实务，找回辑佚《赵城别纪》之事虽不能忘却，却再无行动。某年感慨，与樊德昌师戏曰：“出佛峡搁浅，吕维檊蒙尘。”聊以自嘲。
三
再回到吕维檊，《博山县志》虽没有提及吕氏的《赵城别纪》，但毕竟是家乡的地方志，资料较多。志云：
官五年，政声逾茂。曾有心害其能者，中之，即弃官归，赵人遮道，期少缓，为辩其诬不获，人无老幼，皆如失父母为憾，其德洽民心如此。归数岁卒。
乾隆、道光前后版本的《赵城县志》，对吕维檊均无此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进士吕维檊从“谒选得赵城”始，到“即弃官归”终，仅从政五年。后寂于乡里，数岁卒。
也就是说，吕维檊一生只做过五年赵城知县，再无其他官履。赵城五年，虽政声逾茂，但不知得罪了什么人，从此再也无心做官，回到了老家山东颜神。
与吕维檊同时代的同乡孙廷铎，有诗《仲秋晦日，同吕仲英、王协一、张斗文饮西阜，薄暮口占》[ 刘聿鑫点校，《清代博山诗抄》（2002年9月）第42页]：
涉溪寒策卫，日入远山空。樽酒秋香里，班荆落叶中。星云平野黑，灯火暗烟红。携手新桥上，萧然向晚风。
吕仲英自然是吕维檊，颜神镇西门为“禹石门”，门外岩崖称为“西阜”。这是目前找到的吕氏在家乡唯一的一点印纪，与友人同饮西阜，是赵城任前还是任后，则不可考。
这里再提一下吕维檊的儿子吕炯。吕炯，字子炎，号淄南，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康熙十五年（1676）任元城（今河北邯郸）县令，“八年之间，民安其惠”，后“以能员效力西陲”，雍正元年（1723）归乡。[ 《续修博山县志》卷十二《人物志》第二十五页。（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
康熙十四年和十五年，这对父子先后任赵城和元城令，难怪吕履恒在《赵城别纪序》中云：
予闻淄南之宰元城也，与赵城之治后先同符，可不谓克家承考者乎！
目前吕维檊生卒无考，根据上述记载推断，吕氏任职赵城时，年纪也应该不小了。赵城五年，“归数岁卒”，余心有戚戚焉。
更为戚戚者，吕氏《赵城别纪》终未刻成行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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