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期第七版

　　《赵城金藏》是国内保存卷帙最多、时间最久的一部汉文大藏经。与《永乐大典》（明）、《敦煌遗书》（唐）、《四库全书》（清），共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赵城金藏》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学术界发现以来，关于金藏的研究，成果颇丰，其特有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业已广为人知。但囿于金藏雕印到现在已经过了八百七十余年，其间缺乏有力的文字记载，以致于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尚留有疑问，需要进一步澄清。

　　金藏开雕时间为金熙宗完颜亶皇统九年（1149），雕刻完成于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1173）。这一说法，来源于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和后来李际宁整理《碛砂藏》时的意外发现。《碛砂藏》鲍善恢补刊经板卷尾的题记中有《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时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径，于大圣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见于宫中尼寺，赐座设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经，已蒙圣恩，安置名刹。所造经板，亦愿上进。庶得流布圣教，仰报国恩。’奉诏许之。乃命圣安寺为法珍建坛，落发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两，洎内阁，赐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1181）进到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计六千九百八十为卷。上命有司选通经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年（1183），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导遵等亦赐紫衣德号。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韪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碛砂藏》中的这段题记，清楚记述了雕板发起人法珍的基本情况，藏经的雕板数量和藏经总卷数为六千八百九十卷，民国初年学者推测总卷数为七千卷，基本误差不大。

　　雕板地址在运城解州静林山天宁寺，是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提出来的。蒋唯心是首次检看金藏的佛学专家。他的结论是根据金藏中布施题记推断得出。雕板始募地在河津，由晋入秦，又折返入晋南运城诸地。金正隆以后，则完全以解州为中心。蒋又依据经卷题记中施骡马、荣村村民施普贤像，万泉村民施梨树，推知在应距雕板寺院不远。又依据陶字帙《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一第八第九各卷题跋：“绛州太平县吴翼，奉为亡父吴海，特发虔心，谨就天宁寺开雕大藏经板会下镂雕地藏十轮经一部一十卷……。大金贞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吴翼施。”得出雕板寺院设在天宁寺。而解州、安邑、万泉附近，惟解州西二十里中条山阴有唐宋古刹静林山天宁寺，至金不废（录自《解州志》卷十一）。蒋唯心由此得出雕板地点应在解州静林山天宁寺。并首次提出，这部藏经应名为“金藏”更确切。近年，运城市盐湖区席张乡重修静林山天宁寺，据当地资料显示，天宁寺原名妙觉寺，始建于后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易名为静林山天宁寺。

　　近年来发现于绛县太阴寺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为金藏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1933年，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提出了疑问，“原板诸卷中始终未见都劝缘主之名（疑般若经首卷有之，惜此卷已佚），仅知总其成者为开雕大藏经板会。”然而开雕大藏经板会的组织及详细情况，再无新的资料出现。蒋唯心推测《般若经》首卷或许有开雕藏经会的记载，但当时检经时，该卷已佚，无从查考。

　　新发现的元大德元年（1297）《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弥补了这一疑问。碑文记述的寔公律师，河南怀州府河内县人，俗姓尹氏，幼时父母舍于孟州（今孟州市）天王院出家。后朝五台，在归德府遇宋徽宗，应对称旨，敕与禅院，金刀剃发，并赐玉检护身。在五台感应文殊菩萨出现空中，又于静坐时得见如来为之摩顶授记说：“你在晋绛之地，有大 法缘，当雕造大藏经板。”返回途中在潞州长子县崔姓宅中化斋饭，其家女儿法珍受誓愿师从出家，父母因其年少不同意，法珍竟自断左手发愿。父母无奈，法珍遂礼寔公为师，追随左右。寔公受天宁寺之请，住持该寺，随后在天宁寺创立雕印大藏经板会。法珍、慈云为其最得力之助手，发动起门徒居士三千余人，化缘于运城、解州、隰州、吉州、临汾、绛县一带。碑中载其盛况：起至金台天宁寺，请师住持。童女居士左右辅弼，纠集门徒三千余众，同心戮力。于河、解、隰、吉、平水、绛阳，盛行化缘。起数作院，雕造大藏经板。声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后旌幢花烛，钹鼓笙箫，迎归舜都城里，说法利生，广施饶益。”这段文字恰好回答了蒋唯心文中对雕大藏经会的疑问。这篇碑文既说清了崔法珍的家世来历，也说出了当初发起雕大藏经板会组织的是法珍的师父寔公律师。而法珍和慈云，是寔公的左右助手，自始至终，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

　　《赵城金藏》雕刻的发起人是寔公律师，大定十六年（1176），寔公化寂。雕刻大藏经由崔法珍和慈云接踵完成。当时，法珍住持河中府（今运城市域内）广化寺，慈云在侯马、翼城、绛县三地继续化缘雕经。大定十八年（1178），法珍进大藏经于朝廷。这些记述和《碛砂藏》中发现的题记及《金史记事本末》《日下旧闻考》《析津志》《永乐大典·顺天府》等书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叙述繁简不同而已。

　　《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记载雕刻藏经过程更为详细，只不过以前学者认为雕刻藏经在静林山天宁寺，而该碑则明确说明，雕刻藏经不仅限于天宁寺，而在永济、解州、隰州、平水、绛县这些地方广化因缘，开起数处雕经院。寔公圆寂后，法珍在永济，慈云在侯马、翼城、绛州仍开雕经院，始能毕其全功。

　　蒋唯心在勘检《赵城金藏》时发现经卷内多处有淡墨长方形木印记：“汾西县祖代经方庞家造”，“赵城县祖代经方庞待诏自造汾洒（西）县主坐老待诏，中统三年（1262）九月十五日记”的字样，因此推定藏经是散页运回，在赵城县庞家裱坊装裱成卷。《赵城金藏》进入广胜寺的时间是在墨书题记中的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之前。

　　那么广胜寺下寺水神庙前西侧元延祐六年（1319），《重修明应王庙之碑》中所说的“恩赐大藏经在焉”是否指赵城金藏呢？蒋唯心认为不是。理由是在其勘检金藏中，发现有数十卷太平兴国院大藏经，即开宝藏。这些经卷装潢考究，印刷精良。卷首有红方印，但字迹已模糊难辨。而《赵城金藏》中发现有墨书涂抹以及抄写补充，对待皇帝御赐之物，在当时社会，当然是犯大忌的。因此，推定御赐藏经应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三四年间。元太宗四年（1232），攻占河南睢州，尽掠其物，太宗三四年间，以招提院余经藏赐燕京大觉寺，用的就是这种藏经，广胜寺所谓的恩赐大藏经也应该是这一版本。

　　到元世祖中统年间，寺僧祖怜、祖美、惟玄等发起印藏经会，广行募化，这才将大藏经自京中弘教寺印回来。

　　广胜寺在建国前隶属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在历史上，地方乡绅以其固有的认知与担当，直接参与地方的各项事务，特别是社会性的公益事务。士绅阶层因为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大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或管理经营商业的经历。他们见多识广，有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责任。能够引领改变一方的风俗人情。赵城地方乡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千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期，以张瑞玑为代表的一批士绅，对《赵城金藏》的保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20年夏，谁园主人张瑞玑应上寺住持明澈上人邀，在广胜寺避暑多日，期间曾借上下寺藏经披阅。秋，题写广胜禅院匾。这一时期，张瑞玑应当已经知道庋藏在下寺后大殿的这部卷子式经藏的珍贵了。1928年张瑞玑病逝后，在其胞弟张瑞琦斡旋下，借整顿上寺田产之机，才把金藏移藏在上寺弥陀殿。原来，自明代以来，下寺僧人为曹洞宗系传承，上寺则以临济宗相继。两寺僧人曾因砍伐寺周围柏树兴讼，以致渐有成见。民国初年，下寺渐趋衰落，管理乏人，金藏庋藏在后大殿内，人们可以随意出入，遗失时时发生。这种情况在蒋唯心1934年来广胜寺勘校藏经时的描述可见一斑：“享殿与下寺山门相并……院北有毗卢殿，两翼有钟鼓亭，出入由钟亭下。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颓毁，大藏经昔庋于像前，作雀鼠穴，今犹想见其形势……。寺僧不常在，应门沙弥亦终日嬉戏山间，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张瑞玑生前深知这种情况，已经做好整顿上下寺的计划。事未果而抱病长逝，逝前嘱其胞弟张瑞琦完成整顿寺务一事，张瑞琦在1928年农历四月初八日所立的《恢复广胜寺上寺田产碑记》中记述较为详尽。对斡旋大藏经入藏上寺一事，却并未提及。但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却记有此事：“厥后管理乏人，散佚日甚，庙会游众至有攫经为覆瓿补壁之用者。民国十七年（1928），赵城邑绅张琦玉君见而惜之，乃乘上寺整理田产之便，复迁山顶存于塔院前之弥勒殿。”

　　联系张瑞玑谁园藏书1952年捐赠山西省图书馆的十万卷藏书目录中第十三箱藏经共一五九卷，其间千字文帙号并不连续。如最先为字帙二卷，乃字帙二卷，服字帙六卷，裳字帙七卷，臣字帙一卷，率字帙八卷，宾字帙三卷，归字帙王字帙共八卷，化字帙一卷，敢字帙一卷，彩字帙九卷（其中抄本二卷），最后为誉字帙四卷。以此推测，似为分数次收藏。这同时说明，张瑞玑在很早以前就判定出藏经的价值和意义了。这一举措既早于范成法师一九三〇年的检视，更早于蒋唯心一九三四年的勘检。那么近代以来最先发现《赵城金藏》者，应当是张瑞玑。

　　一九三二年夏，江苏如皋范成法师为影印西安卧龙寺《碛砂藏》，在西安听游僧性空说山西赵城广胜寺有卷子经。遂即来广胜寺，检经二阅月，最后检出存世各藏中所无经卷二十六种，二百四十九卷。拟借至上海摄影出版，住持明澈上人提出，此事须商于赵城士绅。法师电告北京三时学会后，徐森玉立即赶至赵城，与赵城士绅张瑞琦等商洽借印事务，士绅们忧虑借而不返，范成法师又电商叶恭绰，恰逢时任赵城县县长卢某与叶恭绰有亲戚之谊，叶恭绰致电卢县长斡旋，经卢出面作保，范成法师才将检出的二百四十九卷金藏借至上海，影印出版了《宋藏遗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驻赵城的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受南京政府指示，要运走《赵城金藏》。时任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于九月十日在赵城受约，面见李默庵。力空法师召集赵城士绅与广胜寺僧众商讨，士绅与僧众坚决反对运走《赵城金藏》，李默庵这才罢手。随后，力空法师将金藏移藏入广胜寺飞虹塔二层。一九三八年正月初六，阎锡山派人自临汾来广胜寺找力空法师，提出运走金藏，力空法师回答说，已存入塔内，阎锡山使者也无奈离去。

　　从现有的这些零星记载，不难看出，地方士绅在保护《赵城金藏》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他们在特殊时期，始终自觉地担当起保护文化遗存的责任。中国士绅阶级家国天下系于一身的文化传承，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赵城金藏》自雕板到入藏广胜寺，至今八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代住寺僧众和地方的有识之士，都为金藏的保存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岳区军民，为抢运保护《赵城金藏》，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护经史篇。今天，当人们在国家图书馆观看这一稀世瑰宝时，更能激发起豪壮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代代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