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崖古洞 红色热土
文/杨俊辉
(上接106期06版)
南汉宸,明姜韩家庄村人。中共统战和金融工作的杰出领导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西北军做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返回延安,被任命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被毛主席委任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董 必 武助手,先后任华北财政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
王世英,辛村镇杜戌村人。我军军事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中央敌工部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副司令等职。建国后,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山西省副省长、山西政协副主席等职。
▲洪洞(河东)抗日政府—东湾会议。1940年4月12日,洪洞撤出的党政干部在安泽交界处进行了整顿,在洪洞县东湾村重新组建了中共(河东)县委,洪洞县(河东)抗日民主政府,孙先余任县委书记,田杰三任洪洞县(河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赵城县(河东)抗日政府—兴旺峪会议。1940年2月,根据太岳二地委指示,组建了统一的县委中共洪赵县委、孙 先 德、任 弼时、左权、刘 伯 承、张 浩、贺 龙、关 向应、林 彪、聂 荣 臻。朱 德会见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在万安娘娘庙戏台欢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公仆,周立波等人。12月30日移驻马牧二村许家大院,刘 少 奇、彭 德怀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等参加了会议。会后经中央决定原129师政委张浩因病回延安治疗,由八路军总部办公室副主任邓 小 平接替张浩任政委,从此组成了刘邓大军。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率八路军学兵队部分学员调河南任军事部长,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王世英任八路军驻闫政府已迁陕西秋林镇办事处主任。期间,李公仆在好义村为决死二纵队做抗战形势报告。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驻西漫底村,在白石、马牧、高公、万安等村进行抗战宣传演出。英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著名战地记者舒群驻涧西村随总部采访。朱 德、彭德怀、左权杜戌村阅兵,115师386团团长李天佑,政委杨勇率部队接受检阅,林 彪师长签令紧急征兵100名在马一村成立115师野战医院,中共洪洞县委组织1000名青年在董庄村交115师343旅旅长肖华。赵城县委组织300名青年在大胡麻交115师386团团长杨得志,政委耿飚。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总部办公室副主任邓 小 平率领于1937年12月进驻白石村、校部驻温家大院,校长韦国清,学员一千余人,期间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此创作抗战经典歌曲《游击队之歌》教随营学员传唱,之后传到祖国各方,著名作家巍巍17岁从河南来洪洞,在马一村115师师部参加八路军,随后进入随营学校学习,学期完后奔赴晋察冀前线当记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下了经典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文。八路军总部在洪92天,于1938年2月20日东返太行抗日前线。
▲抗战重大战役,战斗。1943年10月386旅旅长王近山将军指挥的“韩略伏击战”,全歼日军观战团军官180余名。1940年6月,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指挥的苏堡“晋家山战役”全歼盘居在东山的闫61军3000余人。击毙闫军1000余人,俘获61军中将副军长高金波以下官兵2000余人。1946年9月,陈赓将军在苏堡原上村指挥的临浮路“官雀战役”,全歼了国民党美式装备整编“天下第一旅”4000余人。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1941年8月,115师参谋长陈士榘将军在磊上村指挥的“细腰沟”战斗,伏击歼灭前往蒲县扫荡的日军300余人。1945年12月,四纵十旅旅长周希汉将军指挥的“沙窑围歼战”,强攻耿壁碉堡,“三次解放赵城县城”1942年4月赵城县政府,赵城游击大队,县公安局会同太岳军区部队一个连共同进行的“抢救赵城金藏战斗”。1948年春,徐向前元帅在淹底南谷村指挥的“临汾攻击战”。洪洞独立团,赵城游击大队几百次大小战斗,还有以洪赵为主组建的“洪赵纵队”驰聘岳北、沁源、汾阳、孝义、交口、霍县,灵石、介休、文水等县作战,名震吕梁、黄河两岸,参加延安保卫战,加入西北野战军随军解放陕甘宁直到解放新疆。岳北烈士陵园(沁源)洪赵支队公墓,505名洪赵排以上牺牲干部永远留在了岳北大地上。这些都应载入史册、青史留名。
▲洪赵人的“二杆子”奉献精神。洪赵大地历史悠久,洪赵人性格耿直、豪爽、崇尚燕侠之风,为正义敢于上前不缩头,为不平不顾生死敢奉献。当地人昵称“二杆子”。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洪赵人敢于上前前仆后继,敢于奉献、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
1940年抗战期间,洪赵二县以汾河为界划为洪洞(河东)县赵城(河东)县,河西为阎管区,1946年在广胜寺镇道觉村成立“洪赵(河西)联合县”,县委书记梁生林,组织部长苏向明,宣传部长周慎、县长杨耀,挺进阎管区,梁生林任游击大队长,率洪赵(河西)游击大队从广胜寺镇三条沟村出发到高池东西义村边打边走挺进河西妥当山,政府驻笔架庄村,建立妥当山根据地,经大小战斗100余次,1948年初汾河西阎管区全部解放。洪赵(河东)(河西)三县,先后有一万余名英雄儿女参军奔赴全国战场。洪赵大地解放后,洪洞(河东)独立团、赵城(河东)游击大队参加解放上党战役,洪洞独立团挺进解放襄陵。洪赵(河西)游击大队参加解放蒲县战役。解放大西南、豫、云、贵、川、甘,洪赵近千名干部随军南下建党建政,巩固地方政权。
(未完待续)
印象中的关帝楼大街
文/师云莲
(一)
1989年冬,我到县图书馆上班。图书馆当时与文化馆博物馆同在一个大院里。
大门在现在博物馆门口东侧,可直通大院。一眼望得见图书馆阅览室。阅览室是一间古旧老房,后来我从书中得知,最早是韩家祠堂。东边有间窄长的房子,充当借阅室。
阅览室西边有过道,可通向最后面办公大楼。
楼是三层?四层?忘记了,反正是当时少见的高楼了,百货大楼才两层呢。
91年我结婚后,没房子住,经田川馆长的允许,住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除田馆长外,文化馆馆长是杨梅生,博物馆馆长是王绍民,三位老先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是我敬仰的一代文人学士,琴棋书画,道德文章,令我辈望尘莫及,高山仰止。
出了大门,对面是知青商店,转过来有北街学校,蔬菜公司,口腔医院等。那里很开阔,与牛站街相连,是个自由市场,算得上县城最热闹繁华的街道之一。
过关帝楼西边,左手邮电局,右手县文联,前面就是老街和百货大楼。
关帝楼东边,左手依次是:大杂院、小巷、妇幼保健站、机电化轻公司还是什么单位。右手这边,记得是铁皮搭建的做买卖的摊位。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进了小县城。
我一个人住在单位,有时懒得做饭,就出来右拐街头吃碗凉皮面。即现在财政局楼下,四毛还是六毛不记得了,摊主是个机灵的女哑巴,打着手势一点不耽误做买卖。
大院里住的人不少,都是上班人员带着家属。我楼上住着博物馆马老师一家,他家孩子多,有个女孩不知因何原因神经了,时常闹腾,本就沉默不语的马老师更加沉默了。
后院里还住着文化馆谢天章老师,搞摄影的。记得有次我去他住的东面小屋,屋里很暗,但他桌子上厚厚一摞剪贴本吸引了我,那是他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作品集辑。
杨馆长一家住在一楼西面,有个南县口音的老师带着老婆和孙子,还有博物馆刘老师和家属,张宝年一家,后来芳芳姐住我隔壁……夏日晚饭后,我们在走廊里纳凉聊天。
93年我搬离那里安家到玉峰山,隔了没两年,在田馆长的四处奔波下,用田老师的话说是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建起新的图书馆。在小南门外紧靠莲花市场。当时所有搬迁全靠我们自己动手,拉着平车,一车车地装卸,我真正体验了孔夫子搬家——净书的感觉。
那是我走向社会的初始阶段,又最单纯幼稚,但又不失纯真美好的憧憬,因此,与同事结下了永久的情谊。
(二)
上次写完“印象中的关帝楼大街”一文后,意犹未尽,还想就“图书馆的书”再唠叨几句。
89年图书馆上班后,据我所知,书还真不算少。除了阅览室书报杂志,东屋有书借阅外,西边小院还有藏书,我没进去过,直到搬迁时,才发现一车车的书,拉不完似的。
图书馆最初与文化馆博物馆在一起,后来分家,具体哪年我不清楚,只是从部分图书印章上可看到“洪洞人民文化馆图书室”字样,是谓起步时的光景。另外还有少部分图书上印有“人民大学”字样,据图书馆老同志说,是在京的洪洞籍人士,从学校剔出的图书中选一部分出来,装上麻袋,再经由火车托运回来。
90年代中期,新馆建成后,我县在京老干部董谦同志为家乡捐赠一批图书。董先生曾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他捐赠的书大都是政治类书籍,也不乏文学艺术之类。老人亲自到馆指导工作,并刻印章留念。当时宋武生任馆长。
后来,经济出版社又对我县图书馆赠送一批经济类图书,大开本,装帧精美。
那时候,各地出版社一旦出新书,按要求都应该给各地公共图书馆送书几本,以作报备,不知现在还有否这规定?
由于经费原因,每年除了订阅书报杂志外,很少添置新的书籍,但当时的藏书量已经很多了,书库地上架上已全摆满,有很多珍贵版本,诸如二十四史之类古籍。现在想来,那时的书籍大都是小32开本,封面设计、装帧、纸质方面都挺讲究,关键书上很少有错别字。不像现在动辄就把原本薄薄一册的书整成厚厚的大开本,看起来硌手,砖头似的翻阅不便。
我曾一度拿着书库钥匙,有时下午一个人去,用张玲姨教我的中图法学着对书分类上架。说到中图法,当时隐隐约约明白一个道理: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 东思想为首选,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间隔着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然后才是文学艺术!我有时分书累了,就坐下望着满架的书籍发呆,有那么一刻恍如运筹帷幄的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
九十年代末期我调出后,很少再去,偶尔一次回去看过,发现大量书籍不见了,部分书刊报纸竟胡乱堆放在二楼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心情顿感压抑难过,匆匆离开。
时过境迁,图书馆先后搬到财政局,检察院等楼上,最后搬到现在文体广场专建的图书馆,从此有了更宽敞更现代化的阅览室借阅室,还有专门面对青少年读者的借阅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人们对于纸质版书籍的阅读兴趣,大不如前。但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图书馆事业是进步了,与时俱进,这一点倒值得肯定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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