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探宝》之一:飞虹塔上藏国宝
文/张宗发
(上接107期04版)
飞虹塔上的国宝来到了北京
现在,游览广胜寺,参观飞虹塔,还可以看到举世瞩目的《赵城金藏》(广胜寺文管所里还保存着几卷),但绝大部分经卷已经安然无恙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库里了。
飞虹塔里的宝物来到北京落户安家,这里面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渗透着不少人的汗水,甚至有人为之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调查了当年参与抢运《赵城金藏》、1981年仍健在的老同志——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吴辰,赵城县长杨泽生、杨少桥,赵城县委组织部长张耀和县公安局长刘千,太岳行署主任牛佩宗、太岳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及太岳区党委领导人薄 一波等10多人,他们告诉我:
数千卷经卷运到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沁源县后,由于这里是日寇扫荡的的重点地区,保管经卷颇成问题。只好把它装在箱子里,运到深山之中一些废弃的煤窑里。太岳区党委领导人薄 一波,十分重视《赵城金藏》的保管工作,经常派人去煤窑检查。一次,他派秘书刘元璋去煤窑,遇到日寇扫荡,不幸光荣牺牲。
到了1946年,太岳行署发现,由于煤窑漏水、渗水,有些经券已经发霉、糟朽,便把数千卷经卷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下温村天主教堂,并选派了懂历史的八路军干部张文教去保管。张文教对《赵城金藏》爱护备至,先是挑柴烧炕,用炕温来烘烤受潮的经卷;后来又寻找干燥房屋,把经卷搬到长乐村一家地主的阁楼上。
一个人负责保管42箱经卷,终于把张文教累坏了,他吐血、气喘,闹起了肺病,不久即住了医院。
1949年4月,病愈后的张文教突然接到华北人民政府的电报,要他护经进京。他立即找当地老百姓,把经卷装箱(42箱装运费按斤计费,每斤冀钞50元,事后照数付了款)。从此,《赵城金藏》从河北涉县运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国宝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归宿。
北平图书馆的领导们,自从得到这部经,真是忙个不停。他们在工匠缺乏的情况下,四处聘请揭裱高手,决心在短时间里把数千卷800年古经修裱好。
请来的师傅们得知经卷是宝贝,也都倾其全力,日夜工作。为了把变成棍状的经卷剥开,他们想了许多办法,先是用蒸笼蒸,后又用清水泡,然后用针尖小心地去挑,细致得象绣花一样。一个人一个月只能揭、裱一卷经。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4位高师10年苦战,1964年,洋洋4800多卷古经,全部修复完好,看起来就和刚刚雕印出来的一样。
这些能工巧匠们,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拂去了古经上面来自飞虹塔上的灰尘,补上了被飞虹塔下的村民们撕破的裂痕,焕发了800年古经的青春。
本文写作背景
1976年12月——1978年12月,我被北京军区政治部审查达二年之久。之后,又等待审查结论二年。1981年4月,终于等来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审查结论”。我不服,拒绝签字。
主持公道的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戴秉孚,分管落实政策工作,他认为“不应当这样处理张崇发同志”。他要我忍耐、等待一段时间,说要“再做做军区首长的工作”,争取个好结果。
于是,我开始“等待”。这种等待,是不允许上班的,也就是要“靠边站”。从此,我彻底“闲”下来。
我1965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是个闲不住的人。从立案审查到下达结论,我已经“闲”了4年多了,再闲下去,我担心手中的笔就不会写东西了。 我决定利用“闲”时间写点什么。
写什么?写新闻报道肯定不行,宣传部不允许我下部队采访,我无米下锅。
写时事评论倒可以,但那时的政治气候,不适于我这个背着严重政治包袱的人,随便说三道四。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会自投罗网,更不想用鸡蛋碰石头。
思来想去,我只能写“寻古探幽”之类的游记或文章,一方面走走转转,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寄情于山水之间;一方面钻故纸堆,寻觅历史文献中与名胜古迹有关的典故、轶事。这类文章,写的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宣传的是爱国主义,基本上没有政治风险。这样,人家不让我为党工作,我自己也可以为人民、为社会、为民族做些工作吧。
于是,1981年下半年,我忍着满腹的冤屈,顶着巨大的压力,利用回乡探亲之际,踏上了“寻古探幽”之路。
我的故乡山西河津市,古称龙门,是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故里,也是唐朝明将薛仁贵、唐初“四杰”王勃的故里,还是明朝廉吏薛瑄的故里,另外有一个"禹凿龙门″(大禹治水)的传说及禹门囗(又称龙门),可写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便走走逛逛,搜集资料,一篇一篇写了起来。
那时候,旅游业在国内尚未提到日程,各地的名胜古迹大多破败不堪,写“景”吸引不了人,但隐藏在“景”后面的传说、掌故、历史,倒是蛮有趣味的。
但那时没有多少旅游书刊,没有导游讲解,与名胜古迹有关的传说、掌故,只能由自己从民间搜集,历史事件只能自己找史料归纳整理。
所以,从名胜古迹游览归来,我要用很多时间跑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那里,我一待就是一天;中午饭就是:军用水壶的凉开水泡军用挎包里的凉馒头。人家不给我调级、不给我长工资,我只能这样过日子!
游龙门、游王勃故里、游司马迁故里、游薛仁贵故里的文章,早在1981年就在故乡的《河津文化》及山西《夜读》《晋阳文艺》等刊物发表。2O08年,又在搜孤网“卜曲的博客”发表。
关于洪洞广胜寺的这篇博文,原稿《国宝<赵城金藏>始末记》写于1982年,长达2万多字,今天发表的是《国宝<赵城金藏>始末记》一文的浓缩。
访问洪洞广胜寺,我了解到广胜寺飞虹塔中曾珍藏过国宝《赵城金藏》,并发生过激烈的夺宝斗争。回来之后,我走访、调查了当年的赵城县县委书记吴辰,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公安部五局副局长李溪林,当年的赵城县县长、原商业部副部长杨少桥,当年的赵城县县委组织部长张耀和县公安局长刘千,当年的太岳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原中国工艺品进出总公司总经理张天珩,当年的太岳行署主任、原国务院财贸小组负责人牛佩宗,当年太岳二分区基干营营长刘一新,一连指导员、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王万荣,当年的赵城县县长、原新疆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党委书记杨泽生等当事人,还让牛佩宗同志征求了当年太岳区党的领导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薄 一波同志的意见。
然后,我写了《国宝<赵城金藏>始末记》、《国宝<赵城金藏>抢运记》、《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稀世国宝脱险记》、《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部分文章及其失实问题》、《薄 一波与赵城金藏》等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先后在1982年、1983年、1984年、1987年、2002年、2007年公开发表于《文物天地》、《北京晚报》、《并州文化》、《中国报道》(英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党史文汇》、《党史博采》杂志,和《中国文物报》。
1982年5月15日,我策划并组织李溪林、牛佩宗、杨少桥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参观了修复后的《赵城金藏》,留下了宝贵的照片资料。
事过26年(2008年),这些有功之人大都离我们而去了。
无意间,我为亲爱的党,调查、撰写了一段少为人知的党史。(未完待续)